马丁·塞利格曼：人生不是由过去的经验所决定，而是被未来所召唤
1942年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犹太裔家庭。
与那个时代的众多心理学家一样，他与心理学也结缘于弗洛伊德的著作《精神分析引论》。
不同的是，那一年塞利格曼还只有13岁。
1960年，18岁的塞利格曼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哲学。就在步入大四的那个暑假，他第一次参与到一项心理学实验中。
在毕业之后，塞利格曼并没有继续他的哲学之路。
而是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教授学习实验心理学，研究“习得性无助”。
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就拿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学位，随即进入康奈尔大学担任心理学助理教授。
1970年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精神病学系，并在附属医院接受了为期2年的住院医师临床培训。
此次的导师正是在后来被誉为“认知行为疗法之父”的艾伦·贝克（Aaron T.Beck）。
注：1972年“认知疗法”才正式创立，后与“行为疗法”融合成“认知行为疗法”；2021年11月，艾伦·贝克在费城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在此期间，塞利格曼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系聘为副教授。
直至1976年，晋升为教授。
此后二十年，塞利格曼与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不断完善和扩展关于抑郁症的习得性无助理论模型。
1998年，塞利格曼正式任职美国心理协会（APA）主席，而此时的他却转而开启了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之路。
01
对积极心理学的领悟
时间回到两年前，塞利格曼在一通电话中得知自己以历史最高票当选（98届）APA主席。
但也开始变得愁容莫展。一方面，备受学会会员追捧的他，当时并不被理事会所待见。
另一方面，对习得性无助与抑郁症、悲观主义的研究已经让他饱负盛名，又如何在任期内有所作为。
对于决定引领积极心理学发展一事，源自他与小女儿妮基·塞利格曼（Nikki·Seligman）的一次对话。
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妮基·塞利格曼！”我不耐烦地咆哮着。
当时，家里正忙着除草，可妮基玩得正欢，她不停地跳着、唱着，还把杂草抛向空中。
听见我的怒吼，妮基又惊又怕，连忙转身离开。过了一会儿，她又慢慢地走了过来。
“爸爸，我可以跟你说会儿话吗？”
我点了点头。
“那你有没有发现，从5岁的生日开始，我就一次都没有哭过了?”
我在此点了点头。
“在我生日那天，我下定了决心，以后再也不要哭哭啼啼的了。后来我做到了，这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事。所以，如果我可以做到不哭，你肯定也能做到不发脾气”
我听得目瞪口呆，因为妮基说得太对了。首先，那时我脾气不好，还为此洋洋得意……
其次，我的这种“矫正式”的育儿观是错误的。
如果我能纠正孩子的所有错误，比如通过训斥让妮基不再懒惰，那我应该培养出一个完美无瑕的孩子才对。
不过，这真是一派胡言。
相反，我应该挖掘妮基的长处，而不必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弥补她的短板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悟到了在今后始终激励自己的信念：在构建美好生活方面，心理学应该发挥显而易见的作用。
自此，塞利格曼开始反思。
如果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消除消除世间的所有弊病，诸如精神疾病、悲观、孤独、偏见、无知等，那么人类的生活应该是完美无缺的。
但是，弊病的消除并不等于幸福的降临。
于是他开始提出，我们为什么不能科学地研究适应良好、快乐幸福的人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的幸福秘诀变成普通人可以学习的诀窍呢？
1997年1月，塞利格曼履职APA候任主席。与此同时，创建“积极心理学”的想法正在他的脑海中酝酿着……
02
从无助到希望的变革
1964年，塞利格曼走进宾夕法尼亚大学时，与他同行的还有另一个实验室的研究生史蒂夫·梅尔（Steve Maier）。
那时关于习得性无助的故事早已在校内流传，不过还只是在一项经典条件反射实验中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并没有深入研究。
于是塞利格曼与梅尔一拍即合，以检验习得性无助作为研究生课题，并逐步发展出了“习得性无助理论”。
即动物了解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无关紧要，所以认为未来所做的一切也无关紧要，这种无助削弱了在未来逃避消极事件的努力。
习得性无助实验示意图
在取得博士学位后，梅尔为弄清动物的大脑回路如何影响其行为，转而走向了神经科学领域。
而塞利格曼继续了这个实验项目，历经十余年，构建了抑郁症的无助理论模型，并应用到人类抑郁、心理治疗、学校、军队等领域。
直到20世纪90年代，梅尔重新开始研究“无助”。这一次，他的发现直接颠覆了习得性无助理论：
无助不是习得的，控制感才是习得的。无助是哺乳动物对不良事件的一种自然、非习得的、默认的反应。
为验证这一理论，梅尔通过进一步实验，在老鼠大脑中发现了位于内侧前额叶皮层的MPFC-DRN回路。
而这个神经通路被塞利格曼称为“希望回路”，并在未来有望发展出新的治疗抑郁症的技术。
虽然受限于现在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无法识别人类的这个回路。
但人类的大脑皮层，已经可以让我们在不良事件中习得控制感。
所以我们仍可以告诉他人，未来的不良事件是可以掌控的，而这将缓解我们的无助感和焦虑感。
对于塞利格曼而言，研究成果也并不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挑战，而且梅尔发现的神经回路，意义同样深远。
03
走进第二个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The Axial Age）是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历史哲学符号。
他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这一历史时段，在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所发生的人类文明和思想的重大突破称为“轴心时代”。
地点则主要在古印度、亚洲西南部-古希腊和中国三大文化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犹太教先知、释迦摩尼、孔子、老子……
他们开始对世界进行宗教性和哲学性的解释。
这些解释和观点经过深化、改造、综合、更新 ，或者经过相互作用后而改变和革新，构成了世界性的宗教信仰和对人类的哲学性解释。
16世纪始，便不再有根本性的新内容能够进行补充了。
卡伦·阿姆斯特朗( Karen Armstrong) 将当今这个时代称为“第二轴心时代”，因为从16世纪中叶兴起的科学革命冲击着第一轴心期的二元世界观。
作为第一轴心期后的我们，仍然生活在发端于“第一轴心时代”的宗教和哲学世界里，但如今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然发生了改变。
如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一体化”发展思潮的推动下，跨国家、跨种族、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融合、对峙和冲突等现象也显而易见。
或许未来全球会存在一个主体文化，这个主体文化产生在新创造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形式思想体系当中。
当下诸多因不同文明、不同种族、不同宗教而引起的冲突和困境，都可以在这个更好的文化结构中得到解决。
塞利格曼也认为，人类的精神文明正在进入第二个轴心时代。
第二个轴心时代与第一个轴心时代的区别，在人类心理需求方面主要体现在三个变化：
从自我主义走向集体主义
从减轻痛苦走向创造幸福
从过去导向走向未来导向
而积极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这个第二轴心时代提供理论指导。
同时，塞利格曼对人类第二个轴心时代的憧憬，也是推动人类从思想启蒙向积极的科学心理启蒙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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