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很关心，我却不温暖”：青少年抑郁的隐形推手
2021年在柳叶刀上发布的《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抑郁症重大报告：对抑郁症采取联合行动的时候到了》[1]深入分析了抑郁症的全球趋势不容乐观，以及抑郁症对患者的种种影响。
报告首先指出，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疾病。它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悲伤经历，也不同于人们在逆境中经历的痛苦或绝望。抑郁症是一种独特的健康问题，其特点是持续存在、对日常功能以及长期健康后果产生重大影响。
报告分析了一组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2]发现，抑郁症给患者及其家庭所带去的负担在年龄10岁-14岁这个开始大幅提升，高负担的情况将一直延续75岁以上的年龄段才有所下降。
这些负担相当于是会受到抑郁症影响的人生各个环节与领域，首当其冲的第一个领域就是教育和工作，在高收入国家抑郁和未能完成中等教育的相关性高达60%（此处未区分出不同年龄段）[3-5]。
而临床上我们在精神心理科室看到的青少年越来越多了，其中不乏有到了需要住院治疗的程度。
有明显抑郁情绪或抑郁症的青少年在精神科处的诊断，还常常伴有较为严重的网络成瘾和厌学行为，反过来亦是如此，可以认为抑郁是对内的心境状态，而厌学和成瘾则是对外的行为对策。
在这些青少年中不乏正是出现了网瘾和厌学的行为之后才被父母重视而被迫走进治疗，他们对各种治疗方案常常不能长期坚持，跟他们构建稳定的咨询关系特别困难，咨询师一不小心就会被拒之千里，可想他们的治疗预后也不容乐观。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去采访家长，常常听到的是“小时候都挺乖学习也不错”，“不知怎么突然成绩掉了下来”，“整天玩手机都不想跟我们沟通”，“一不如意就很容易生气”，“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再带着这些印象去跟青少年沟通，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些印象背后蕴含了很多不同版本的故事，这些故事背后是造成网瘾厌学这一行为症状的不同心理机制。
L，大一就躺平的愤怒男孩
L，家中独子，今年考上了QS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他在入学第一个学期就因打网络游戏反复缺课，随后办理了休学。很明显在L厌学背后的行为是网瘾，那网瘾背后的是什么？
L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逢考必追求满分，父母称小时候他很乖，带他很省心，虽然朋友少了点，在父母看来只是小问题。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高中，L突然迷上了手机游戏，开始跟父母出现冲突（父母眼中的耍赖皮），不知何时就升级到鸡飞狗跳的地步，只在有要求的时候会跟父母沟通，脾气一点就着。
好在高考在即，L“回心转意”承诺一年不玩专心备考，父母长舒一口气。
没想到高考过后的整个暑假，L像疯了一样玩游戏，有时到不吃不喝的地步，更加不会出门社交。直到开学的前一个晚上，在父母的担心下L再次承诺到了大学会有控制的玩，但这次他失败了。
从父母的角度，L这一系列的变化真是匪夷所思，怎么能突然失去理智的不计后果的迷上一个东西，父母无法理解自然也就无法应对。
第一次踏入咨询室的小L，低眉顺眼，偶尔蹦出来几句“我也不知道”，“也还好吧”，“我也没办法”，目光闪烁，偶尔会瞄咨询师一眼又迅速转开，谈起事情来看似有回答但又没有说什么。
在日常交流中，这样的表达方式很容易引发冲突的，对方会想当然的认为是L缺乏沟通意愿和诚意，从而感到被激怒。
殊不知泛泛而谈，缺乏细节也很可能是早期情绪发展出问题的特征之一，来访无法说清自己内心的感受也说不清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咨询师在面对这类青少年会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促进来访的情绪发展，而非直接去处理行为层面的网瘾或复学。
先稳情绪，再谈调整
早期情绪发展出问题的孩子，常常体验到自己是不可理解的，无奈之下只能执着于外部事件的变化，认定是他人导致了自己的情绪。
对于这一切自己都无法控制的（“我是无辜的”），这种理解虽然有时会使得他免于被指责，但长期以往会引发他对自己生活的无力感绝望感（“我无法控制自己，乃至我的生活”），更倾向于采取退缩的方式来面对生活。
先从家庭互动中退出（不想参与家庭沟通），从学校退出（厌学），最后是从生活中退出（对未来没想法没兴趣）。
当L谈到自己是怎么沉迷手机发展到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成瘾过程，提到了很多的外部压力事件（心理上称之为trigger，刺激源），有学习的压力，同学的疏离，父母对他的情绪的不理解和不接纳等。
他一方面在意识层面上不愿意自己承担责任而将问题都推到这些压力事件上，另一方面L确实也感受到自己无法控制情绪的内在现实，只要一面对这些事件就会产生消极情绪，层层叠加乃至行为停摆，他最终唯一能找到的情绪解药就是玩手机，所以他会不顾一切的捍卫自己玩手机的权利。
在这样的问题心理机制面前，单纯的认知调整是很难产生效果的，L的父母就经常采用讲道理、解决问题的思路去面对情绪激动的L，只会无功而返，还导致亲子关系不断被破坏，越讲越不听。
其实此时需要先协助L处理情绪部分，达到一个稳定状态才可能调用意志功能。
那么情绪通常是怎么处理呢？
识别－接纳－理解－调整，这个过程的启动是从识别看清情绪开始的，走到最后一步才可能出现了可调整的机会，而且在每次处理中对不同个体不同事件而言可调整的点并不相同，并没有所谓“正确的、唯一的答案”。
以L的一个日常场景为例。L的父母是老师，对待L的方式就像在对待学生，出于爱给与无微不至的照顾，也不自觉间容易带着他们相信的正确答案看待孩子的情况，常常会干扰甚至不允许L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处理自己的事。
当父母更关注对错、成功与否这类事件的结果，执着于自身的想法时，就难免会忽略孩子的情绪状态和需要，会更倾向于直接跳到“调整”这一步，所有的沟通都是以说服孩子为目标。
把握情绪干预黄金期
如此的亲子互动，从L的角度会体验到什么呢？
父母更在意的，我是否认同并服从了他们的想法，至于父母想法背后的“为我好”，只是为了说服我的说辞，这就是L所说的“父母虽然有无微不至的关心，但我感觉不到他们的温暖。”
当L在咨询中开始意识到自己对父母的真实感觉是如此，眼神中流露出让人心酸的悲伤和无助，少了些许愤怒和疏离。
帮助儿童青少年在情绪处理上恢复一定的过程，提升他对自身情绪的理解，就会增加他对自身控制感的体验，是促进他们想要发生改变的动力的重要步骤。
不仅在咨询室中需要不断重复情绪处理的过程，在家庭中父母也需要合力，会大大促进改变的速度以及后续的维持。
情绪发展是当我们还在婴儿的时候就启动的心理发展任务，当这个任务的发展越是早期受到干扰、阻碍甚至破坏时，意味着由此产生的心理创伤就越是严重。所以对于情绪发展的干预，存在一定的时间窗口，越早预后越好。
通常学龄儿童在小学低龄就会体验到情绪发展不足导致的情绪失控和挫败感，但由于种种原因那时的家长不一定会重视，所以很多个案等到了青少年期呈现出来时，常常采用了网瘾和厌学这些激烈的行为症状，带来让家长难以接受和承担的社会性后果。
这种情况下的干预起来难度非常大，家庭和孩子都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有些父母甚至需要暂停自己的职业去配合孩子治疗，挑战巨大。
参考文献：
[1] Helen Herrman*, Vikram Patel*, Christian Kieling*, 等，2022，Time for united action on depression:a Lancet–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Commission，Lancet 2022; 399: 957–1022, Published Online: https://doi.org/10.1016/ S0140-6736(21)02141-3
[2]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Collaborative Network.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 (GBD 2019) results. Seattle, USA: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2020.
[4]Kieling C, Adewuya A, Fisher HL, et al. Identifying depression early in adolescence. Lancet Child Adolesc Health 2019; 3: 211–13.
[3]Breslau J, Miller E, Joanie Chung WJ, Schweitzer JB.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onset psychiatric disorders, substance use, and failure to graduate high school on time. J Psychiatr Res 2011;45: 295–301.
[5]Vaughn MG, Wexler J, Beaver KM, Perron BE, Roberts G, Fu Q. Psychiatric correlates of behavioral indicators of school diseng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sychiatr Q 2011; 82: 191–206.
责任编辑：日月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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