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不是目的，而是语言｜理解自伤与自我批评
在国内的自媒体语境中，自伤行为常被污名化为“为了获得关注”，甚至被误解为“操控家长”或“博取同情的表演”。这种简化与标签化的解释，不仅遮蔽了行为背后的复杂心理动机，也进一步强化了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偏见与排斥。
我记得在一次与慢性疼痛患者的心理治疗中，对方描述自己长期求医问药、反复检查的经历，也常被周围人评价“为了获得关注”。这种指责让她陷入羞耻。
然而，从发展心理学视角，“寻求并获得关注”不仅正常且必要，也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需求之一——它在个体成长的每个阶段都具有核心意义。被看见、被理解、被回应，是人之为人的情感底色。
基于我个人临床工作经验，自伤行为在青少年情绪障碍群体中相对普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青少年群体中，自伤均表现出跨文化的普遍性。下文将重点探讨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作为跨诊断因素在非自杀性自伤（NSSI）中的核心作用。
01
概念NSSI
首先界定概念。NSSI as “deliberate self-inflicted destruction of body tissue that results inimmediate damage, for purposes not culturally sanctioned and without suicidal intent.”
非自杀性自伤（NSSI）可被界定为一种蓄意造成身体组织损伤的自我伤害行为，其特征包括立即性的身体损伤、缺乏自杀意图，且不被文化或社会规范所认可。例如，一些文化中的成年礼、纹身或割礼并不被视为NSSI。
一项研究汇总了不同研究者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这些数据来自北美、澳大利亚、欧洲与亚洲17个国家的研究样本。在10至19岁的青少年群体中，NSSI 的综合患病率为17.7%：其中，女性青少年为21.4%，男性青少年为13.7%「1」。
02
自伤的污名化
在与青少年自伤群体的心理工作中，最常见的对自伤行为污名化解释是：“他们只是通过自伤来获得关注”。这种标签化的理解不仅无法促进对自伤心理机制的理解或有效干预，反而会进一步阻碍自伤个体主动寻求帮助。
一项系统性综述指出，青少年在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过程中，常面临一系列人际层面与内在心理层面的障碍「2」，主要包括：
（一）人际障碍（Interpersonal barriers）
相信他人不会理解自己的自伤行为。
担心保密原则被违反。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对保密性与信任表达担忧。
害怕被认为是在“寻求关注”（attention-seeking）。
不确定父母或教师是否有能力提供有效帮助。
担心披露自伤行为后会引发他人的负面反应。
害怕被社会污名化。
（二）内在心理障碍（Intrapsychic barriers）
绝望感以及自杀意念，使个体丧失寻求帮助的动机。
最小化自伤行为的危害性，认为问题并不严重。
个体认为自己应该独自应对困难。
03
自伤的作用
一项涵盖18项实证研究的系统性文献综述表明 「3」：
自伤行为的发生通常伴随强烈的负性情绪体验（如焦虑、愤怒、羞耻或孤独）；
自伤后个体的负性情绪显著下降，主观上体验到情绪的缓解与释放；
情绪调节是自伤行为最为常见且核心的动机之一。
另一项回顾了152篇研究的系统综述发现，几乎所有自伤者（98%）都表示他们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调节情绪「4」。
在非自杀性自伤（NSSI）的诸多功能中，情绪调节（affect regulation）被普遍认为是最主要的动机。量化研究显示，约有93%的受试者表示自伤的动机是“为了从糟糕的心境中获得解脱”或“让自己冷静下来”。
质性研究同样指出，自伤常被个体视为缓解情绪痛苦的手段，如受访者所述：“这样做可以减轻情绪痛苦”，“我因为压力和焦虑而自伤，这能让我在情绪极度激动时平静下来”。
许多自伤的受试者共同强调了一个主题：将情绪痛苦转化为身体疼痛，这种转化让痛苦变得更具体、更可控。一位受访者表示：“我熟悉身体疼痛的持续时间，但不了解情绪疼痛的规律”；另一位患者则说：“我想把心里的痛转移到别的地方”。
部分个体将自伤体验赋予净化（purification）或清除（cleansing）的象征意义，认为流血可以带走“坏的东西”或情绪的毒性，例如：“清洁身体”、“割伤让我更干净”，“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都随血液流走，你能亲眼看见它被冲走”。
另一个普遍动机是分散注意（distraction），即通过聚焦身体痛感来摆脱心理痛苦。受访者常将自伤描述为“忘掉烦心事”，“不再想令自己痛苦的问题”或“阻止闪回”。一位受访者生动地说：“割伤后开始有点痛……然后我就专注在那种疼上了……这让我终于能关注别的东西，而不是脑海里所有那些让我崩溃的事”。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结果显示，NSSI是一种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通过疼痛替代、感官聚焦或象征性释放，暂时降低负面情绪的强度。
04
自伤与痛苦不耐受
实验研究进一步发现，有自伤经历的个体对痛苦的耐受度往往更低，更容易在面对困难任务时提前放弃。一项研究探讨了反刍思维（rumination）与痛苦耐受力（distress tolerance）在情绪强度（affect intensity）与自伤频率（NSSI frequency）之间的调节作用「5」。结果如下：
上述两张图说明了情绪强度（Affect Intensity）与非自杀性自伤（NSSI）频率之间的关系，会受到两个心理变量的影响：反刍思维（Rumination）与痛苦耐受力（Distress Tolerance）。
在第一张图（低痛苦耐受力）中，可以看到：对于反刍水平低的个体来说，情绪越强烈，自伤的频率就越高。说明，当个体既容易被情绪淹没、又难以忍受情绪痛苦时，个体越容易自伤。
但对于反刍水平高的人来说，即使情绪强度不高，个体的自伤频率也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因为反刍会放大并维持情绪痛苦、难以缓解。
在第二张图（高痛苦耐受力）中，无论反刍高低，情绪强度与自伤之间的关系都更弱。总体上，痛苦耐受力高的个体，即便情绪很强烈，也不容易通过自伤来应对。
因此，痛苦耐受是一个保护性因素，能减轻情绪强度以及思维反刍对自伤的影响；而反刍思维是一种风险因素，会维持高水平的情绪痛苦，使个体更容易陷入自伤循环。
05
为何自伤
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会通过自伤的方式来作为应对情绪痛苦的手段？
毕竟，现实中存在许多不会对身体造成直接伤害的情绪调节策略，如倾诉、锻炼、寻求社会支持、酒精，药物等。那么，为什么一些人不选择这些相对温和的方式，而要实施自伤来应对情绪困扰？
06
自伤与疼痛耐受
疼痛阈值（pain threshold）与疼痛耐受（pain tolerance）是理解非自杀性自伤（NSSI）的重要心理生理机制变量。研究表明，自伤个体通常表现出更高的疼痛阈值（即对疼痛刺激的感知延迟），并能在疼痛任务中坚持更长时间，显示出显著的疼痛耐受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在自伤人群中，自伤史越久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更高的疼痛阈值与耐受力，提示这种疼痛脱敏可能随着自伤行为的持续而强化。
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发现（见上图），较高的疼痛耐受与内向性（introversion）、神经质（neuroticism）以及负性的自我价值信念显著相关。
其中，高度自我批评的认知风格（self-critical cognitive style）被证实是疼痛耐受的最强预测因子。这意味着，具有自我批评倾向的个体可能更能忍受疼痛「6」
07
自伤与自我批评
自伤个体报告，自伤行为的动机之一是惩罚自己。而这种通过自伤惩罚自己与较高水平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厌恶感有关，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自伤的患者比健康对照组具有显著更高程度的自我批评「7」。
如上图所示，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在童年情绪虐待（childhood emotional abuse）与非自杀性自伤（NSSI）之间起关键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童年经历的情绪虐待显著增加个体的自我批评倾向，而高度自我批评又能显著预测自伤行为的发生。
在控制自我批评变量后，童年情绪虐待对自伤的直接预测效应不再显著，表明自我批评可能在这一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这一结果提示，童年时期反复经历情感贬低、忽视或羞辱，可能通过内化负性自我形象，形成持续的自我攻击与自我否定模式，从而增加自伤行为的风险。
此外，约63%的量化研究和51%的质性研究报告了此类原因，如“我想惩罚自己”，“我该受惩罚”，“我想通过烧伤惩罚我自己……” 对许多个体而言，自伤与内化的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和羞耻感密切相关。自伤成为一种“赎罪式”的行为——个体试图通过将心理上的自我谴责转化为身体痛苦，来获得短暂的情绪平衡或控制感。在这种意义上，自我惩罚并非单纯的自我毁灭，而是一种用身体惩罚去修复道德或心理秩序的象征性行为
在一项实验研究中，研究者让有（n = 44）与无（n = 65）自伤史的成年女性在诱发负性情绪后进行自我施加疼痛，并分别在疼痛前、中、后评估情绪变化。结果发现：无论是否有自伤史，自我批评水平越高，疼痛时情绪改善越显著「8」。
如上图所示，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与疼痛过程中情绪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两个群体中，个体的自我批评水平越高，在经历疼痛时情绪反而可能变得更“平静”或“缓解”。而这种关系在有自伤史的人群中更为显著。
这说明，对某些高度自我批评的个体而言，身体疼痛具有短暂的情绪调节功能。疼痛不仅可以让他们从负性情绪中“转移注意”，还可能带来一种心理上的“惩罚”与“赎罪”，从而暂时缓解内疚、羞耻等情绪。这一发现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致——自伤行为往往兼具“情绪释放”与“自我惩罚”的双重功能。
总体而言，该结果揭示：自我批评越高的人，越可能在疼痛中获得情绪上的短暂缓解。这种“痛感带来情绪安抚”的体验，可能不断的强化了自伤行为作为情绪调节的方式
08
干预反思
个体越认为自己毫无价值或低人一等，就越能容忍自伤带来的身体痛苦。
如上图所示，一项实验性研究将非自杀性自伤（NSSI）个体与对照组随机分配至三种实验条件：积极音乐刺激（positive music），中性条件（neutral condition），增强自我价值的认知干预（brief cognitive self-worth intervention），并分别测量干预前后的疼痛耐受时间。
结果显示，在认知干预组中，NSSI个体的疼痛耐受时间显著下降，而对照组变化不大。进一步分析表明，自我价值感的提升与疼痛耐受的降低显著相关「9」。
这一结果提示，自伤行为虽然在表面上表现为一种情绪调节手段，其深层心理机制却根植于自我厌恶与自我惩罚的内在动力。当个体的自我价值得到提升，自我批评与羞耻感减弱时，疼痛失去了其“赎罪”与“情绪释放”的功能。
另一项研究系统考察了羞耻感（shame）、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和恐惧自我关怀（fear of self-compassion，即个体认为“对自己太好”是软弱、自私或危险的），以及青少年的日常人际关系困扰（daily peer hassles）和抑郁症状（depressive symptoms）对非自杀性自伤（NSSI）的影响路径。
结果表明（见上图），外在羞耻（external shame）、自我厌恶（hated self）以及恐惧自我关怀均可通过其对同伴困扰与抑郁的间接影响预测NSSI行为。
其中，自我批评中最病理性的成分——自我厌恶（hated self），与NSSI自伤的关联最为显著，表明自我厌恶是推动自伤行为的核心心理特征之一。
该研究揭示了一个清晰的心理机制路径：当个体认为自己被他人负面评价（羞耻）、内化外部敌意并转向自我攻击（自我厌恶），以及无法向自己施以关怀（fear of self-compassion）时，更容易在面对日常人际关系冲突与抑郁情绪时，将NSSI自伤行为作为一种情绪调节和应对方式「10」。
因此，在我自己的实际心理治疗经验中，针对病理性自我批评和羞耻感的干预，相较于单纯教授情绪管理技巧，更能有效降低NSSI的发生，是更具针对性的治疗路径。
参考文献：
Denton, E. G., & Álvarez, K. (2024). The global prevalence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mong adolescents. JAMA network open, 7(6), e2415406-e2415406.
Klonsky, E. D. (2007). The functions of deliberate self-injury: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7(2), 226-239.
Rowe SL, French RS, Henderson C, Ougrin D, Slade M, Moran P. Help-seeking behaviour and adolescent self-harm: A systematic review.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4;48(12):1083-1095. doi:10.1177/0004867414555718Hooley, J. M., Ho, D. T., Slater, J., & Lockshin, A. (2010). Pain perception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 Personality disorders, 1(3), 170–179. https://doi.org/10.1037/a0020106Edmondson AJ, Brennan CA, House AO. Non‑suicidal reasons for self‑harm: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elf‑reported accounts. J Affect Disord 2016;191:109‑17.Slabbert, A., Hasking, P., & Boyes, M. (2018). Riding the emotional roller coaster: The role of distress tolerance i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Psychiatry research, 269, 309–315. https://doi.org/10.1016/j.psychres.2018.08.061Fox, K. R., O'Sullivan, I. M., Wang, S. B., & Hooley, J. M. (2019). Self-Criticism Impacts Emotional Responses to Pain. Behavior therapy, 50(2), 410–420. https://doi.org/10.1016/j.beth.2018.07.008Glassman, L. H., Weierich, M. R., Hooley, J. M., Deliberto, T. L., & Nock, M. K. (2007). Child maltreatm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criticism.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5(10), 2483–2490. https://doi.org/10.1016/j.brat.2007.04.002Xavier, A., Pinto Gouveia, J., & Cunha, M. (2016).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adolescence: The role of shame, self-criticism and fear of self-compassion. Child & Youth Care Forum, 45(4), 571–586. https://doi.org/10.1007/s10566-016-9346-1
作者：WYPSY工作室
中文原创 禁止转载，截取和二次加工 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责任编辑：微青
相似内容
相关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