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中来访者的无意识测试活动
移情是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心理咨询中非常常见的现象，对移情的分析是精神分析治疗的重要工作之一。
从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到后来的客体关系理论和自体心理学，移情这一概念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弗洛伊德把移情看做“错误连接”和对现实的扭曲，即治疗师被来访者错误地体验为自己过去的一个重要人物，因此治疗师的任务之一是要向来访者解释这种移情，让来访者意识到他/她的情感是以往某种经历的重演，并与来访者一起对其背后的创伤记忆或情感体验进行探索和分析，以“修通”来访者的移情[1]。
在客体关系的概念中，移情和投射性认同是一样的，治疗师被来访者认同为被投射的客体或自体的一部分，然后内在客体关系在来访者和治疗师之间被重新创造并可以被重塑[2]。
自体心理学则认为移情是一种无意识组织行为，可以被看作表现出组织体验并建构意义的普遍的心理挣扎，它既不是对过去的移置也不是退行到过去，而是病人把治疗关系同化到个体主观世界的主题结构中[3]。
Gazzillo等人于2019年发表在《精神分析心理学》期刊上的《心理治疗中病人的无意识测试活动：理论和实证概述》一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心理治疗中来访者的移情表现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方面的阐述[4]。
文章指出，移情表现可以被理解为来访者无意识地通过在治疗关系中与他们的治疗师一起测试他们的致病信念，以帮助他们自己积极寻求经验，从而反驳其致病信念。
作者指出，来访者这种测试的动机来源于控制-掌握理论（Control–Mastery Theory，CMT）中的两个假设，即人类需要建立和维持与相关他人的稳定关系以及发展一套关于现实和“道德”的可靠信念的动机，并且人类会基于对安全与危险的感知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对其心理功能进行控制，执行许多复杂的适应性功能[5][6]。
人类从婴儿期开始就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发展和检验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假设，受挫经历可能会导致他/她们形成“实现健康和愉快的目标将给重要他人或关系带来危险”的信念。个体很容易从创伤经验中得出结论，这些结论通常会导致非理性的责任感和内疚感。控制-掌握理论描述了五种主要的人际内疚[7][8]：
a. 幸存者内疚 (Survivor Guilt)：自己比重要他人更好/感觉更好会让他们受到伤害；
b. 分离-不忠内疚 (Separation-Disloyalty Guilt)：独立或与重要他人不同会让他们受到伤害；
c. 全能的责任感内疚 (Omnipotent Responsibility Guilt)：相信自己有能力和责任让所爱的人快乐和健康，因此把自己的需要放在首位意味着自私自利；
d. 负担内疚 (Burdening Guilt)：表达自己的需求意味着给他人带来负担；
e. 自恨 (Self-Hate)：源于自己是有错、坏的或不足的信念和不值得被保护、被爱和获得幸福的感觉。
在治疗过程中，来访者会无意识地通过移情测试 (Transference test) 和被动转主动测试 (Passive-into-active test) 两种策略来“测试”治疗师，以反驳其致病信念。
移情测试是指来访者观察治疗师对她/他的反应或对待她/他的方式是否与来访者先前受到父母或重要他人创伤的方式相同。
被动转主动测试则是指来访者充当父母，并赋予治疗师她/他自己作为孩子的角色。
在这两种测试中，来访者还可以通过顺从 (Compliance) 或不顺从 (Noncompliance) 被测试的致病信念来实施自己的策略。根据这两个维度，测试可以被划分为以下四种[9][10]：
a. 依从性的移情测试：来访者通过以与致病信念一致的方式行为，以查看治疗师是否鼓励更具适应性的反应。
b. 非依从性的移情测试：来访者通过与致病信念相反的行为来查看是否治疗师对这种行为持批评态度或感到不安。
a. 依从性的被动转主动测试：来访者对待治疗师的方式类似于来访者在导致其致病信念的关系或环境中被他人对待（和创伤）的方式。治疗师对这种测试的反应可以向来访者展示如何处理这些行为和态度，而不是产生致病信念。
b. 非依从性的被动转主动测试：来访者“将她/他想要的东西给予治疗师”，从治疗师的反应中了解他/她想要的东西是否健康和合理。
例如，如果一位来访者有强烈的幸存者内疚感，因为他/她无意识地害怕他人会因其表现地更快乐或更强大而感到不安，呈现出一种持续的悲伤和顺从的态度，那么TA在心理治疗中可能会通过以下四种方式来测试治疗师以反驳这一信念。
治疗师对来访者测试的反应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治疗师应努力识别并了解来访者的测试维度以通过测试，从而帮助来访者反驳他/她的致病信念。
为了证明（a）来访者在治疗中的行为通常反映了他们在治疗关系中通过测试来反驳其致病信念的努力和（b）治疗师通过或不通过测试会立即影响来访者的情感和行为，作者对四项有关来访者测试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回顾，这些研究支持了CMT假设。
来访者的不适程度在测试活动期间往往会增加，因为来访者不确定治疗师是否会通过他/她的测试，并且害怕治疗师会证实他/她的致病信念；随后，如果治疗师通过测试，不适程度往往会降低；如果治疗师失败，不适程度则会增加。
当治疗师通过测试时，来访者的安全感会增加，来访者往往会变得不那么焦虑，对治疗师更友好，在治疗工作中更放松、更大胆和更有成效，无意识地降低自己的防御并提出以前被压制的内容。
精神分析对来访者潜意识致病信念的重视并不新鲜，早在1986年旧金山心理治疗研究小组就通过对成功的心理治疗的实验调查发现，理解来访者的核心致病信念以及把来访者参与治疗理解为驳斥自己致病信念的决定，是治疗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来访者最深的致病信念常常发生在潜意识水平，来访者都不一定知道自己是在进行怎样的测试，因此咨询师需要基于自己对来访者的理解，对咨询过程中那些隐匿的测试保持敏感。
Weiss认为，当出现下以几种情况时，来访者很有可能是在测试他/她们的治疗师[5]：
（1）来访者对治疗师的干预施以强大的拉力，比如坚持要求治疗师做超出治疗师角色的事；
（2）来访者引起治疗师强烈的情绪，比如他/她们可能具有强烈的诱惑性或攻击性，表现地非常痛苦或激动；
（3）来访者变得更加自我毁灭或幼稚；
（4）来访者以狂野或夸张的方式行事。
来访者的这些行为表现被视为是在从咨询关系中寻求一种新的互动经验，无意识地寻求自身主体性的扩展，如果这个时候咨询师能够在治疗过程中抓住这些机会，就有可能帮助来访者形成新的互动模式或经验组织方式。
也就是说，谈话治疗是一个以“关系”为核心的动态过程，虽然来访者带着过去那些与他人的互动经验来到了咨询室，但这种主观经验正在他/她和咨询师的互动中发生着改变，而这种改变需要建立在咨询师足够的敏感和谨慎上。
文献以克拉拉对其治疗师的测试为例，呈现了来访者在心理治疗中积极寻求改变的动力。起初，她的治疗师没能通过她的“全能责任”这一致病信念相关的顺从性移情测试，随后她改变了策略，开始通过不顺从的移情测试来测验这种信念，以帮助治疗师通过它们。
可见，来访者并不一定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他/她们持有拯救自己的动机，并且还有可能会努力去调整和适应与咨询师的工作模式，虽然这些往往是在潜意识水平进行。
这一观点赋予了来访者更多的自由意志，尽管来访者深陷于早期的创伤和悲惨经历中痛苦不堪，但他/她依然在执行着高级的心理功能，有着决定自己目的和行动方向的适应性能力。
当咨询师用这种视角来看待来访者的时候，或许能够更好地处理来访者投射在咨询师身上的愤怒、沮丧、敌对、拒绝等容易引起咨询师负性感受的强烈情感。
最后，该文献对来访者的测试进行的细致划分，为咨询师理解移情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也为移情的处理提供了一定的指导。
比如，一位持有“我是不完美的，所以没有人会爱我”的来访者可能会在咨询中尽可能展现自己的完美，通过“诱惑”的方式寻求咨询师认可，但也有可能会在咨询中透露自己的不完美，看咨询师是否会对自己表现出失望。
这两种行为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如果采用控制-掌握理论对来访者测试的四种划分来分析这两种行为，这种矛盾就显得不矛盾了，因为移情测试即可以以符合来访者致病信念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不符合的方式表现。
如果咨询师能了解到两种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动机，同时又能对它们加以区分，或许也能采用更有针对性的处理方式。
参考文献：
[1] Breuer, J, and S. Freud. [1895] 1951. Studies in hysteria. In Standard edition of the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2, ed. J. Strachey and A. Freud.London: Hogarth Press.
[2] 吉尔·萨夫, 大卫·萨夫著. 邬晓艳, 余萍译. 当代精神分析理论: 客体关系入门 (第2版) [M]. 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 2009
[3] 彼得·A. 莱塞姆著. 王静华译. 自体心理学导论[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7
[4] Gazzillo, F., Genova, F., Fedeli, F., Curtis, J., Silberschatz, G., Bush, M., & Dazzi, N. (2019). Patients' Unconscious Testing Activity in Psychotherapy: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Overview.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36. https://doi.org/10.1037/pap0000227
[5] Weiss, J. (1990). The centrality of adaptation.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26, 660–676. http://dx.doi.org/10.1080/00107530.1990.10746684
[6] Weiss, J. (1993). How psychotherapy works.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7] Gazzillo, F. (2018). Breve introduzione alla Control-Mastery Theory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ontrol-Mastery Theory]. Rome, Italy: CMT-IG Editions.
[8] Gazzillo, F., Gorman, B., Bush, M., Silberschatz, G., Mazza, C., Faccini, F., . . . De Luca, E. (2017).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Interpersonal Guilt Rating Scale-15: A new clinician-reporting tool for assessing interpersonal guilt according to Control-Mastery Theory. Psychodynamic Psychiatry, 45, 362–384. http://dx.doi.org/10.1521/pdps.2017.45.3.362
[9] Curtis, J. T., & Silberschatz, G. (1986).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research on brief dynamic psychotherapy I. Formulating the patient’s problems and goals.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3, 13–25. http://dx.doi.org/10.1037/0736-9735.3.1.13
[10] Silberschatz, G., & Curtis, J. T. (1993). Measuring the therapist’s impact on the patient’s therapeutic progres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1, 403– 411. http://dx.doi.org/10.1037/0022-006X.61.3.403
责任编辑：微青
相似内容
相关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