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性的养成:所谓母爱,是天生的本能还是父权的规训?
作者: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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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母性的养成:所谓母爱,究竟是天生的本能,还是父权的规训?
当代独立女性最讨厌听到的话之一: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我们当然知道,很多母亲在生养孩子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很多,生理的痛苦,心理的煎熬……
但是,当一些褒扬的大旗举起来,让辛苦的付出成为一种母性准则,要求所有成为母亲的女性践行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倘若我真的不适合成为一个体贴入微、任劳任怨的某某妈妈时,究竟该怎么办呢?
新手母亲切尔西·科纳博伊的看法是:
虽然生育会给女性带来很多变化,但母性既不会在成为母亲后就自动拥有,也不是独属于母亲的领地。
母性是对他人需求强烈关注的产物,是当我们要承担起对一个近乎无助的孩子的责任,并开始养育他人的艰苦工作时,重新生出的能力。
01
母亲的焦虑
我每周会去一次的母乳喂养互助小组。小组里的婴儿体重参考标准总能给我一些信心,因为这些东西会告诉我,我在喂养和照顾我的儿子方面做得很好。他出生时很小,不到6磅。即便做了很多,我依然忧心忡忡:担心如何喂养和照顾他,担心我做的是否足够,担心为什么我没有感受到初为人母时所期待的温暖和确定感。
当我坐在那里,听其他人交流有关吸母乳,购买一个更好的闩锁,或准备回去工作时,我总是环顾四周,还想了解一些他们没有说的事情。他们是否也感觉到了——这种他们曾以为的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冲突?在他们自己的感觉,有什么东西已经改变,如此深刻,以至于无法命名?如果没有,那说明我有什么问题?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当我在寻找可以描述初为人母的感受的词语时,我渐渐明白,我并没有什么问题。事实上,我就是一个我应该成为的:说到做到,细心体贴,保护备至的母亲。但是我对这个角色的假设有很多错误。具体来说,应该是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当我成为母亲后,会自动生出一些现成的母性。帮我度过初为人母时那些艰难的日子。
那种认为照料他人的能力完全是天生的、自动的,而且明显属于女性的观念是个谎言。在女性成为母亲后的最初日子里,她们经历的所有情绪——震惊、恐惧、不确定、愤怒,偶尔伴随着喜悦和惊奇,会让她们感到崩溃。这也让很多不大会照顾人的父母完全没法融入这套叙事系统。
02
母性来自养成,而非天生
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父母大脑”的科学有助于验证我所经历的体验。研究显示,新手父母在产后头几个月进入高反应性阶段。这样,他们就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并积极学习阅读和回应孩子的暗示,预测他们的需求,并知道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并不是通过一种既定的本能——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一个过程,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相当痛苦。生儿育女是大脑发生巨变的时期,它既受激素的影响,也受到婴儿所提供的强大刺激的影响。人们认为,任何致力于照顾婴儿的人都可以发展出这种父母的大脑,而不管他们的性别或为人父母的过程。
了解父母大脑的过程,改变了我对自己作为母亲的看法。我没有崩溃。我在改变。但我越读越生气:为什么我在产前培训班或者读过的婴儿书籍中没有学到这些呢?
这可能部分是因为母性本能观念的粘性。即使我们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过时了,也很难完全忽视它。这好像是真的。一代又一代的母亲照顾婴儿长大。我们相信有某种东西迫使她们一直这样做下去。与此同时,这个想法又提供了某种安慰——一种你会自然而然地爱上孩子的承诺,以及面对未知的一种确定性。我们觉得自己被父母这个身份改变了,我们的一部分自己成为了保护孩子地“熊妈妈”和养育婴儿地“鸟妈妈”,我们也在其他人身上看到了这一点。
不胜枚举的专家已经为这些变化命名定性。我认为母性本能是一个典型的虚假信息宣传案例,它看起来如此理所当然,并且被反复地重复,直到我们无意识地相信了它。但它不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它植根于某种宗教观念:母亲是无私的,并且完全忘我地投入于这个角色。
03
母性理论的形成和演变
在进化论和19世纪末的自然主义者的著作中,这样的想法被投射到其他动物身上,它们的母性行为,实际上比母性道德观所青睐的无私保护、自我牺牲的形象要多样化得多。早期的心理学家很快就把母性本能定义为,用威廉·麦克杜格尔的话来说,它比任何其他本能都要强烈,“甚至是恐惧本身”,它为女性提供了扮演这个角色所必需的“温柔的情感”,而这个角色后来成为了她“持续的、全身心投入的职业”。
20世纪40和50年代,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茨,他自称是研究人类关系的专家,他的理论基于他对灰雁的研究。他观察到一些鸟类(即早早离开巢穴的鸟类)在孵化的最初几个小时内本能地与它们看到的第一个移动物体结合的过程。他将这一现象描述为一种本能的纽带。他的工作深入影响了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和他的依恋理论。前些年,加拿大历史学家玛加·维切多详细介绍了这两个人之间的联系以及鲍尔比在二战后的写作如何推进了母性本能的观点,尽管一些科学家已经开始不再用本能来解释行为。
鲍尔比的工作改变了我们对婴儿及其需求的理解,但它呈现了一个好母亲的形象,她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孩子,而且会提供一种非常具体的母爱,这种关爱会成为儿童健康发展的关键。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新一代的研究人员挑战了洛伦茨关于母亲行为固定模式的观点。罗格斯大学的心理生物学家杰伊·罗森布拉特和他的同事们对老鼠进行了研究,发现雄性或者未生育的雌性,在接触到幼鼠后,也会发展出“母性”行为。他们发现,与幼鼠待在一起的时间,而非是仅仅是荷尔蒙的变化,对母鼠来说也非常重要。总之,经验很重要。
人类学家莎拉·布拉弗·霍尔迪,以及其他人,开始询问,为何她研究的灵长类动物并不符合她曾被教授的进化理论。她写道,母亲“既是养育者,也是战略规划者和决策者、机会主义者,还是交易者、操纵者和同盟者”。
霍尔迪和罗森布拉特的工作是现代人类父母大脑研究的基础。一些女权主义者对此进行了反击,尤其是反对霍尔迪关于塑造母性的生物机制的研究,称该研究宣扬了一种传统观点,而这种观点往往成为女性的陷阱。
我对此有不同看法。生儿育女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它带来的生物变化是深入而深刻的,但它们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种母性既不会在成为母亲后就自动拥有,也不是独属于母亲的领地,即女性生来就有照顾孩子的本能倾向。
相反,母性是对他人需求强烈关注的产物,是当我们要承担起对一个近乎无助的孩子的责任,并开始养育他人的艰苦工作时,重新生出的能力。倘若有人要问“如果我天生就不适合做母亲该怎么办?”那么,这就是我们可以给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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