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每个咨询师心里，都有一个“顾厚泽”？
最近，一部剧集《人浮于爱》（改编自侯文咏先生的小说）在业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作为一个在这个行业里待了些年头的人，我对剧情本身的爱恨情仇反倒不是最在意的。
我反而对另一个现象更感兴趣：一些咨询师同业对这部剧的反感。
一面刺眼的镜子：我们在焦虑什么？
我听到的最主要的反弹是：“这是在丑化我们！”、“这会误导大众！”
我必须坦率地说，我完全理解这种焦虑。
心理咨询在内地走到今天，建立一点信任和专业形象，实属不易。我们都像爱护羽毛一样，呵护着这个行业的声誉。
但作为一个从业者，我的工作往往不是跟着大家一起焦虑，而是退一步，问一句：“我们到底在怕什么？”
我们怕的，真的是“丑化”吗？还是怕别的？
是不是因为，顾厚泽（剧中那位出书走红、看似专业的同行）与个案周晓琪的毁灭性关系，像一面刺眼的镜子，刚好照出了我们这个尚在发展中、规范与监管都还不完美的行业，所存在的某些深层脆弱？
是不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顾厚泽”的影子。
不是说我们会真的去做，而是我们都明白，我们内在也有匮乏、有欲望、有对金钱的需求、有对“被仰慕”的自恋需要？
当我们看到顾厚泽因为这些（未被处理的）内在匮乏，而被个案的移情所诱惑，最终“行动化” (Acting Out)时，我们是不是也本能地被刺痛了？
是不是怕公众会指着我们说：“看，你们都一样！”是不是也怕自己扪心自问：“如果连他（权威）都会这样，我会不会也在某个盲点上失足？”
一部作品，它只是一面镜子。是照一照、正衣冠，还是出于恐惧和羞耻砸碎它？
我选择前者。
为什么要有“框框”？
聊聊那个叫“容器”的东西
我想藉这个机会，用最平实的话，聊聊一个最容易被误解的东西：“治疗框架”。
很多人一听“伦理”、“框架”、“设置”，就觉得是冰冷、死板、不近人情的规则。
但在我看来，尤其是在存在主义的视角下，咨访关系的“设置”。比如固定的时间（50分钟）、固定的地点、清晰的收费、保密的承诺，以及最重要的“不发生双重关系”（如性、商业、社交关系）。
这些设置存在的意义，并不只是为了建立一套死板的规则。
更重要的，这些设置使咨询师能扮演好一个“心理容器”。
你想想，来访者是带着什么走进咨询室的？
往往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安放的脆弱、混乱、原始的愤怒或绝望。
他们需要一个“绝对安全”和“可预测”的环境。
这就是“容器”的作用与价值，其结构包括两部分：
“硬壳”：那些看似冰冷的“框框”——时间到了就结束（无论多么依依不舍）、咨询室外不联系（无论多么想拉近）。
都是在用行动说：“这个空间是安全的，它不会被你的情感摧毁，我也不会被你（或我）的欲望吞噬。”
“内胆”：是咨询师的共情、中立和“涵容”。
当来访者把最难以忍受的情感（如晓琪的迷恋）投射过来时，我们能“盛放”（hold）住它，而不被它淹没。
从这里，我们就能理解顾厚泽一手造成的悲剧。
他不仅因为自己的情欲和债务问题，击碎了“硬壳”；更重要的是，他（出于自身的匮乏）无法“涵容”晓琪的移情，而是选择了“行动化” 。
他没有提供一个“容器”，反而将来访者拉入自己人生的混乱。他把治疗变成了剥削，造成了二度创伤。
对于那些早年经历过混乱、侵入性关系的来访者而言，“咨询师坚定地守住框架”，这件事本身，就是最深刻、最核心的治疗。因为这是在修复他们“关系可以是稳定和安全的”这一根本体验。
堤坝是怎么垮的：“湿滑斜坡”
悲剧从来不是一步到位的。
在我们的专业讨论中，我们有个词，叫“湿滑斜坡” (Slippery Slope)。
没有哪个咨询师一上来就想着要去剥削个案。堤坝的崩塌，往往是从“善意”的裂缝开始的。从开始到毁灭，有以下几种先后情况：
崩塌的开始、诱惑—合理化（The Crossing）：一切都始于一个看似无害的“边界跨越” (Boundary Crossing)。
“他太可怜了，我这次就不收费了吧。”
“这次延长半小时，就当是我帮他。”
（像顾厚泽）“她和我是‘灵魂相吸’，她想帮我还债，她是特别的。”
我们用“善意”和“灵活性”来合理化这一切。
堕落的过程、遮蔽—套牢（The Blurring）：一个裂缝被允许，第二个就更容易。
咨询外的联系变多了，界线模糊了，秘密产生了。
咨询师的“中立性”开始丧失。你不再是为“治疗目标”工作，你是在为“关系”工作。
你开始“套牢”，并且（最关键的）你停止了寻求专业支持，因为秘密必须被遮蔽。
毁灭的来临、崩塌—清算（The Violation）：这时，咨询师的个人需求（情感、金钱、性、自恋）已经彻底凌驾于来访者的福祉之上。
这不再是“跨越”，而是赤裸裸的“边界侵犯” (Boundary Violation)。
治疗关系彻底死亡，剥削与伤害开始了。
顾厚泽的故事，就是一部从“灵魂相吸”滑向“共同毁灭”的，“湿滑斜坡”的标准教科书。
可是，亚隆（Yalom）不是说“关系”在治愈吗？
这是我在带学生和同行交流时，最常被挑战的一个问题。
“高老师，您不是也教我们存在主义吗？亚隆（Irvin Yalom）不是说‘是关系在治愈’吗？”
“亚隆反对精神分析那种‘匿名’和‘冷漠’的面具，他强调治疗师的‘真诚’、‘同在’和‘自我揭露’。那顾厚泽的‘真诚’，错在哪了？”
问得好。但这恰恰是区分专业与否的关键。
亚隆的“真诚”，恰恰需要一个“极其安全”和“界线分明”的治疗框架。
首先，存在心理治疗强调“此时此地” (Here-and-Now) 的工作方式。
当来访者（像晓琪）对治疗师产生强烈迷恋时，亚隆的做法不是“回应”或“满足”这种情感（那是“行动化”）。
他的做法是，邀请来访者“共同检视”这种情感（这是“素材化”）。
他会温和地说：“我注意到了你我之间正在发生的这股强烈的情感。它是否熟悉？它在你过往的关系中是否也出现过？”
亚隆是把“咨访关系”当作一个“微观实验室”，用“真诚”作为工具，邀请来访者去理解自己的关系模式。
而顾厚泽呢？他是把“素材”变成了“现实”。他不是在实践亚隆，他是在背叛亚隆。
存在主义治疗的最终目的，不是用“融合”去填补彼此的“存在性孤独”，而是帮助来访者提升独自面对和忍受这份孤独的能力。
顾厚泽通过打破框架，（暂时）填补了自己和来访者的空虚，却剥夺了来访者真正成长的可能。
光有守则还不够，谁来维护？
聊这些，如果只停留在“个人自律”，那就太天真了。顾厚泽的悲剧，也是“反移情” (Counter-transference) 管理的彻底失败。
按《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第二版）》，条文上（比如禁止与当前个案的性关系），已经与国际标准高度接轨了。
但真正的差距在哪？在“执行”。
在美国、英国、德国，他们的伦理委员会或执照委员会，不只是一个“学术团体”或“教育机构”，它更是一个“监管”机构。
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维护行业形象”，而是“保护公众”。
在美国，公众的投诉渠道是清晰的，调查程序是严肃的。像顾厚泽这样的行为，一旦查实，面临的（最低）惩戒可能就是“吊销执照”。这意味著职业生涯的终结。
然而，我们现在虽有《守则》，但我们还需要配套的、强有力的守门员。
这是我作为心理助人工作者最深的期待：建立一个真正独立、透明、有公信力、以“保护公众”为首要任务的投诉、调查与惩戒机制。
结语：
三代人之后，我们还需要“容器”吗？
聊到这，我想把视角拉得更远，聊一个非常超前、但也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三代人之后，咨访关系会是什么样？
我看到的，首先是“解构”。
我们这一代人所依赖的、稳定的、物理的“房间”，正在被“远程治疗”所瓦解。咨询师和来访者通过屏幕进入彼此的卧室和书房。
更激进的是，AI（人工智能）正在进场。
未来的挑战，可能不再是（像顾厚泽那样）充满了人类缺点的咨询师。未来的挑战，可能是一个“完美”的AI。
经典的“移情”，在未来可能演变成对AI的“拟社会关系” (Parasocial Relationships)。
你可以想像一个永远耐心、永远可用、永远记得你所有细节、还没有自己（反移情）需求的“完美客体”。
不过，这是不是更危险了？
但也可能三代人之后，我们只是进化了“容器”的形式。
未来的“治疗框架”，可能不再是物理的，而是一个“算法概念”或“数字容器”。
设想一个由AI辅助的“伦理监察系统”，它被授权实时分析咨访对话的“过程”而非“内容”。
当它检测到咨询师（无论是人类还是AI）的语言模式开始出现“湿滑斜坡”的早期预警信号时（比如过度自我揭露、性化语言、偏离治疗目标），它会向咨询师和相关专业人士发出即时警报。
技术在变，媒介在变，但“容器”作为“安全空间”的本质，不会变。
《人浮于爱》是一面刺眼的镜子。它照出了行业的焦虑，也照出了制度的不足。
作为专业人士，我们的职责不是回避它、否认它，而是抓住这个时机，推动行业的深度自省、制度建设与专业成熟。
作者：高浩容。哲学博士，台湾哲学咨商学会监事。著有《小脑袋装的大哲学》、《写给孩子的哲学思维启蒙书》等著作。咨询、讲座或其他合作，请洽公众号："容我说"。
责任编辑：日月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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