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披露：治疗工具还是放纵？ | 反移情披露
作者：Darlene
翻译：猫洛伊德
校对：毛敏乐
来源：微信公众号：知晓心理（ID：xlzx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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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自我披露：治疗工具还是放纵？”这一主题时，杰伊·格林伯格聚焦于分析师在回应患者提问时的复杂决策过程。
他为我们展示了他对于这种特定种类披露的思考过程，我认为即使我们不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工作，我们都很感激这一点。
鉴于不仅有许多不同的对于这种类型披露的观点，而且还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披露，我想做的不仅仅是关注格林伯格博士提出的一些问题，而且还要将我们的讨论扩展到包括其他类型的披露。
特别是，我将为审慎使用反移情披露的价值进行辩护。
早在1915年，弗洛伊德就写道：“一个人的无意识可以对另一个人的无意识产生反应，而不经过意识”（1915年，第194页）。1950年，海曼在写作关于反移情时指出，分析师“对患者无意识的无意识感知比他对情况的有意识概念更敏锐且领先……分析师在分析情境中对患者的情感反应代表着他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第82页）。
虽然海曼的重点是使用反移情作为“洞察患者无意识冲突和防御的来源”，但我将尝试展示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审慎的反移情披露类型，即使在我们有意识地理解自己反应的重要性之前，本身也可以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分析工具。
我将反移情披露（countertransference disclosure）定义为涉及分析师揭示ta在与患者的互动中的情感、或与患者有关的情感，在特定时间，我将其与其他形式的披露区分开来。
后者可以包括揭示我们自己的信息，如我们的个人历史细节、我们去哪里度假、我们是否有孩子或已婚、为什么取消一次会谈，或者在格林伯格博士的例子中，披露诸如我们对自己出版物的感觉或是否收到了特定信息。
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在分析互动中对无意识反应的脆弱性，那么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所说或所做的任何事情，包括保持沉默，都可以是一种反移情活化的形式。
例如，保持沉默，通常被认为是当我们困惑迷茫时的安全回应，但它也可以是基于我们自身焦虑的虐待行为，或者是一种遵从或屈从的形式，仅举几例，无论我们是否在当时意识到这可能是如此。
类似地，解释也可以是骚扰、侵犯、竞争、诱惑、操纵或满足等形式，其他可能性也是如此。对于任何其他形式的参与，包括任何性质的披露，而不仅仅是反移情披露，情况也是如此。
任何类型的回应都可以是专制、攻击、指责、虐待、共谋、满足等等。
任何回应也总是具有多重影响和意义层面，因此在一个层面上看似分析上合理的事情，也可能在另一个层面上被用作操纵、诱惑、破坏等。即使是我们监控反移情活化的努力，也可能在另一个层面上是反移情活化的形式。我们根本无法忽视分析关系中无意识沟通、情感沟通和活化的力量。
我在这里要争辩的是，审慎使用反移情披露可以提供传统上难以捉摸的数据领域的访问。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关注各种形式的无意识沟通和活化，以便在分析上进行处理，它可以使我们达到新的分析严谨性水平。
我进一步争辩说，尽管反移情披露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极端（并可能危险）的干预，但在那些解释可能被体验为对患者内心空间的强奸或侵犯的情况下，或者沉默可能被体验为虐待、残忍或抛弃的情况下，审慎使用反移情披露可能比任何一种方法都少侵入性、威胁或危险。
通过帮助打开分析审视微妙的互动考量，否则这些可能永远不会被涉及，它也可以成为将潜在僵局转变为分析机会的宝贵工具（参见Ehrenberg，1993），（1994a），（1994b），（1994c）。
反移情披露不必过于笨拙。它可以像简单地分享我们的困惑一样微妙，比如说：“我不确定是否该回答，我不知道这会有帮助还是会妨碍。”
这里传达的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内容。这样的沟通还传达了我们会质疑自己的意愿，以及承认我们总是容易陷入共谋和活化的脆弱性，我们准备向患者公开承认这一点，如果工作要以任何有效的方式进行，以及我们对处理即时互动的重要性的看法，我们相信患者可以也必须在工作中积极合作，而不仅仅是我们努力的被动接受者。所有这些都有影响和后果，并构建了一种不同于忽略互动问题的关系。
分享我们自己的反应，即使我们并未完全理解它们的含义，特别是当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它们的意义时，会给患者提供一些反思或者回应的信息，这些信息他们可能原本无法获得，从而有可能以重要的方式拓展治疗领域。根据我的经验，邀请患者以这种方式共同参与通常能让患者帮助我们揭示可能我们自己都未能察觉的互动细微之处。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澄清，当对即时互动的明确关注，或对合作参与的呼吁对患者来说可能难以处理时，这些都是可能的问题之一。
当倾向于让分析师扮演积极角色而患者扮演被动角色时，我们发现自己认为我们必须单方面承担工作的负担，明确我们可能感到被迫扮演这种角色的方式，可以帮助澄清患者和分析师如何参与到一种无意识共谋中，例如，双方都需要看到分析师作为仁慈和全知的权威的需求可能已经汇聚。
或者，它可以帮助澄清患者实际上可能是在回应来自分析师的某种无意识推动，让患者以这种方式需要分析师，分析师然后回应，搞得好像这是从患者那里开始的——从而可以将分析师在已经构建的结构中最初的角色带入焦点。
我在这里强调的是反移情披露如何促进合作解构互动微妙之处的方式。
这种方法不同于那些以“摆脱”反移情为工作方向，以恢复与患者的接近“客观”立场的方法。
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严格处理自己的内部问题，因为它们是威胁和“妨碍”的，从而超越反移情并恢复“客观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它受到与分析师可以在分析工作中担任客观参与者的观点相同的批评（见霍夫曼，1983年），它只是后退了一步。
后者的观点认为，分析师是具备洞察力的能力和责任的人，这可能阻碍患者自己发展洞察力和发现ta有能力这样做的机会。这也可能妨碍澄清患者自己发展洞察力的能力极限及其涉及的动力，尤其在这可能是一个有冲突的问题时。
使用反移情披露作为打开互动议题以进行分析性审视的方式需要非常专注于与患者的当下时刻。
相比之下，更加关注反移情在我们自己身上引发的东西可能是一种撤退到自己内心和与患者疏远的方式。
它可能是一种让我们自己走出房间，或者依据我们自己的焦虑而把其他人带进房间的方式。
或者，我们甚至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它可能是对患者迫使我们疏远的响应。因此，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自己的问题被激活时，关键的探索不是为什么我们有我们所拥有的脆弱性，或者它们揭示了我们自己的什么。相反，它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在这个时刻与这个患者一起激活了这些脆弱性，而不是在同一个患者的其他时刻，或者一般情况下与其他的患者，并如何利用这种信息在分析上获得优势。与尝试利用我们经历的数据来提供“解释”不同，这个想法是尽可能让患者开始自己建立重要的联系，并小心不要剥夺患者这样做的机会。
当患者可能不知道他们在我们身上引发了什么，反移情披露可以使他们面对自己对这种影响缺乏意识，以及他们影响的具体情况。这可以打开探索他们可能不想知道或看到他们确实有影响力，或者这可能是什么的方式。因此，它可以成为专注于投射或内摄、否认等模式的方式，以及互动形式的投射性和内摄性认同，并联结潜在的恐惧和幻想。这些可能包括关于穿透或被穿透、控制或被控制、拥有或被拥有的愿望和/或恐惧，等等。
在那些反移情披露后可能出现负性反应的情况下，而且可能很容易因此将反移情披露归咎于误导，重要的是要警惕这可能不是反移情披露本身的问题，而是它的使用方式。我认为，我们自己参与的这一方面的医源性后果经常被忽视，有时患者的负性反应可能是对我们如何处理告知或不告知的直接反应，而不是对我们是否告知的反应。例如，如果我们的披露被患者体验为攻击或贬低，那么澄清在披露中可能已经发生的东西，或者如何被构建（有意识地以及无意识地）在分析上变得至关重要。这可以分析场域解毒的一种方式。
我现在想重点讨论某些类型的反移情披露如何有助于打开分析场域并推进分析过程。虽然我将使用从我的书（Ehrenberg, 1992）中提取的例子，但我会以我之前没有涉及的方式讨论它们。然后我会尝试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如何使我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格林伯格博士的材料。
萨拉
在我与萨拉的工作中，有一些看似莫名其妙的时刻，尽管她明显非常痛苦，我却发现自己分心了。有一次，当她开始哭泣，我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开始游离，我对自己的感觉迟钝感到恐惧。尽管她似乎几乎没有注意到，而且她什么也没说，我觉得这里发生了一些关键的事情，我注意到了这一点。我还告诉她，尽管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我觉得我至少欠她一个道歉。她轻描淡写地回应了。我坚持并指出，就我所知，这种不敏感并不是我的典型特点，我试图吸引她就发生了什么提出自己的想法。
令我惊讶的是，她泰然自若地回答说，这是她母亲在她试图和她谈论任何事情时的典型反应方式。她重申了她的感觉，即现在对她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回答说，就我而言，这是一件大事，从我的角度来看，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及她愿意接受我或任何人这样对待她而不抗议，对我来说似乎是问题的一部分。但这次她什么也没说。
后来有一次，我们即将上演类似的场景。我能够观察到她在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刻正好撤回，并如此微妙地推开我，如果不是她在早期互动中提醒我该寻找什么，我们甚至永远不会意识到这是如此发生的。这使我们能够开始澄清到底是谁对谁做了什么，以及是什么顺序——那时是她的母亲，现在是我。
在这个语境下开始出现与痛苦的童年经历相关的重要联想。当她描述自己所忍受的极端失望和伤害以及她学会如何为了自我保护而切断自己时，我感到被触动地眼泪盈眶。在这些会谈中，她描述了此刻首次感受到过去自己不曾允许自己感受的痛苦。她报告说，只有通过我们现在的互动，她才能开始想象当时的情况本可以不同，以及这种认识带来了多大的悲伤。通过我所采用的反移情方式，并与萨拉进行积极的合作，使我们能够专注于萨拉此前从未真正有意识地思考过的经历方面，这些经历仍在影响着她目前的关系，并使我们双方开始看到我们在即时互动中是如何变得如此纠缠。
显然，我在这里披露的内容非常复杂。我不仅仅是披露了自己分心的感觉。我认为仅此而已可能会令人受伤。我还传达了我对自己反应的不安，我觉得我欠她一个道歉，我想要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我披露了我对理解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的关注和承诺，以及我认为我不能没有她的合作参与而做到这一点，以及我相信萨拉有重要的贡献。我还披露了我质疑自身的参与性的意愿，承认我自己意识的局限，并考虑到我可能已经卷入了一种施受虐的活化，却不理解这是如何或为什么发生的。与此同时，我还质疑了她属意在与我的关系中承担次等或从属的角色，使之可以被探讨。我关注的不是要“真实”或“忏悔”，而是要打开目前正在进行的互动微妙性以供分析审视。
在我以这种方式参与的程度上，为一种亲密关系和一种萨拉之前从未经历过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机会，由此产生的新体验的影响本身也必须被认识和处理。
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强调，在我看来，如果我一旦意识到分心就简单地试图变得专注，而且没有坚持追求我自己分心的互动意义，我可能会阻碍一个重要的分析机会。
迈克尔
在我取消了一次会谈之后，迈克尔带着一种奇怪的眼神进入我的办公室。他坚称在我让他进门时看到了我的胸部暴露。当我质疑他说的这点时，他明确表示他不愿意探索他的经历。他看起来完全陌生，甚至有威胁性。
我感到震惊，并告诉他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还告诉他，我对眼前这位陌生人的感觉感到非常不舒服，我不认识也无法接触到这个人。事实上，这很吓人。我补充说，感觉就好像我被我认为有关系的人抛弃了。
迈克尔的反应很戏剧性。他眼中的狂野神情消失了，他开始带着很多情感报告说，他突然明白了他的反应是为了抛弃我，以报复我抛弃了他。他说，现在他意识到自己有多生气，因为我取消了之前的会谈。
此时，他能够表达出自己与我相关的脆弱感，以及感到如此依赖我是多么可怕和混乱。他回忆起童年的恐惧、梦境和经历，特别是他感觉母亲如何玩弄他对她的依赖并背叛了他的信任。进入这些材料激起了强烈的情绪，对他来说不容易处理，而“疯狂”似乎是一种避免的方式。一旦他能够直接体验到愤怒、伤害和愤怒，他就开始与童年的经历建立联系，而这些是他之前无法处理的。
尽管常有人认为，除非我们理解发生了什么，否则我们不应该说或做任何事情，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沉默可能是更危险的选择，可能会导致一个可能最终具有破坏性和羞辱性的过程的升级。我还认为，实际上发生的过程可能比我自己在取消的影响上所做的任何解释所产生的影响都要强大得多，如果当时我有足够的理智意识到它的相关性的话。
这里有几个考虑因素。首先，我分享自己的脆弱感可能以一种方式平衡了关系，这可能使他感到自己的羞辱感减轻，而如果我保持沉默，或者做出解释，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其次，我的披露，没有解释，允许他并邀请他自己理解他的经历，并发现他可以这样做。尽管他的反应内容——在没有的情况下却声称看到我的胸部暴露——看似“疯狂”，但他可以开始在一个语境中审视它，并对他的经历及其象征意义感到好奇，而不是被它吓到。因此，他能够体验到自己的能力感，这似乎本身就具有治愈作用。第三，面对不仅是我的脆弱性，还有我承认它的意愿，并能够承受它，似乎影响了他，并为审视我们双方如何受到对方影响打开了一扇门。显然，这样就为探索更多层次的互动意义和影响打开了道路。
最后，我认为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我披露了对他反应的感觉，但我并没有告诉他我为什么取消了前一次会谈，也没有追究我为什么会被他的行为如此影响，以及这和我的个人历史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些都不太相关。它们可能会让我们两人都分心，无法关注当时我们共同感受到的恐惧，而我认为这正是最需要参与和解决的问题。
伊丽莎白
当我重新安排伊丽莎白的会谈时，她变得愤怒。尽管我努力打开讨论，她却完全不妥协，不愿意考虑我可能说的任何事情，并对自己的立场感到很正当。我表明我理解我取消会谈对她的伤害有多大，但我也强调我觉得她对我表现得多么无情和惩罚性。我坚持认为，基于我们迄今为止的工作，尽管她似乎觉得自己有“权利”现在就对我大发雷霆，我觉得我至少应该有权让她考虑一下我的取消会谈可能不是轻率、不关心或不负责任的。此外，鉴于我们经历的一切，我觉得我应该得到她基本的信任，我指出如果她觉得不能给我这个基本信任，那么我觉得我有同样的权利对她生气，就像她对我生气一样。
最后，我告诉她我取消是为了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这似乎打破了原本坚不可摧的愤怒之墙。当她评论说：“如果你穷困潦倒，你就负担不起慷慨”时，甚至露出了一丝微笑。接下来是对她贪婪需求和情感饥饿的富有成效的探索，伴随着许多关于过去的联想和记忆，特别是在与她父亲亲近时，总是导致毁灭性的背叛。她随后能够表达出，这正是她对我所怀有的恐惧。
在这次会谈之后，她报告说她感觉好多了。她指出，她被我愿意与她“争吵”而“感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她处理事情的常规方式是，如果她不能得到“全部”，她就会选择“什么都不要”，而这不可避免地是自我挫败的。与她早先报告的绝望、饥饿的感觉相反，她现在有点尴尬地描述了由于这次互动而感到的“充实”。
我相信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沉默，伊丽莎白的偏执可能会升级，如果我试图做出解释性的回应，那也不会有用。然而，披露我对她于我的行为的感受，以及取消是因为葬礼的信息，似乎有效地净化了这一场域。
它允许我们明确地讨论我们每个人所引发和激起的事情，我们如何被对方的反应影响，以及这如何符合或不符合我们各自的期望。其中一点，帮助我们开始探讨她所有关系中几乎都存在的施受虐期望和施受虐活化，以及她对我的负面预期在很多方面是对我的蔑视，是她对我冷淡处理的一种方式，而非相反。这成为探索她的恐惧和脆弱感的焦点，并开启了对过去充满情感的联想过程。
在所有这些例子的自我披露中，是否有某种形式的反移情活化？我觉得肯定有。我认为，当我们感觉被患者不公平地折磨时，能够将情况反转回到患者身上总是有些满足感，就像我对伊丽莎白所做的那样。另一方面，她意识到能够像她所做的那样影响我，以及她并不是我们关系中唯一脆弱的一方，还有发现我们彼此都能存活下来的机会，这些都在此显得非常重要。尽管我自己感到沮丧，但我愿意坚持与她一起，这也可能是关键因素。
我在这些例子中描述的反移情披露不仅涉及对互动议题的关注，还包括分析师特定类型的情感参与和可用性，以及我们与患者建立关系的特定方式。因此，在患者和分析师之间构建的实际经验的强大影响必须被认识到。这一点往往没有被明确考虑，但在许多情况下，它可能是患者“可分析性”的关键和治疗性行为的核心（Ehrenberg, 1992; 1994c）。
现在，我想结合我提出的考虑来看看格林伯格博士的例子。
正如格林伯格博士在他的第一个例子中所指出的，其中患者问分析师对她的出版物的感受，任何回答患者问题的决定都涉及多个层面的反应。他关注的是，患者准确地猜到了她的分析师对自己的出版物感到兴奋，以及对公开她的想法感到焦虑。他还提到了分析师的信念，即“为了真实性，她欠患者一个诚实的回答”，以及她的信念，即“了解这些混合感受可能会帮助患者，一位对自己的职业抱负有冲突的女性，应对她的阻碍”。
他还评论了分析师对“竞争性的暗流”的觉察，对“在想到自己的作品已经出版而患者还没有时的几刻胜利快感”，以及对有这些想法的内疚感，以及对分享自己感受感到不适。他询问她披露兴奋和焦虑的冲动，以及她希望这将支持患者的抱负，是否是为了掩盖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
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真的。当我们披露某些事物时，无论是否有意，总会隐藏其他事物。然而，我认为对我们讨论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这里为了最佳推进分析过程，需要什么？我相信可以合理地争辩说，如果分析师感到有冲动在“希望这会支持患者的抱负”时揭示自己，那么按照这种冲动行动并不一定是最佳的分析性反应。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利用自己的反应是操纵性的（无论治疗意图如何），而不是分析性的。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更具分析性头脑的披露可能涉及到像“我感到有冲动去帮助，我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话。这后一种的披露可能有助于打开互动议题，以供分析性审视。
因此，我在这里区分了对反移情的见诸行动，和对反移情的披露。这里的要点是，这不仅仅是披露的问题，而是我们选择披露什么以及为什么披露的问题。尽管有时我所建议的那种反移情披露本身也可能是反移情活化的一种形式，我认为它仍然允许我们开启新层次的分析探索。在许多情况下，它可以使我们不仅能够接触到互动议题，而且通过它们接触到一些更难以捉摸的内在议题，不然的话这些问题可能仍然无法触及（Ehrenberg，1993），（1994a），（1994b），（1994c）。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关于是否有帮助、真实或示范的问题，而是关于如何最充分地使用我们自己作为分析工具，以最好地推进分析过程，以及如何以最严格和深入的方式这样做。
说一些温和的话，比如“我觉得此刻我们之间正在发生一些我不太明白的复杂事情”，或者更直接一些的话，比如“我觉得回答可能对你有帮助，但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会有这种感觉，以及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彼此之间可能正在上演着什么”，通常可以让我们以合作的方式参与互动问题，并开启对那些通常不被探索、甚至经常没有被认识到的关系方面的分析探索。
这种反移情的披露可以帮助聚焦房间内的互动拉扯，可以引导进行有成效的探索，了解患者和分析师到底在响应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彼此之间进行互动的，当患者要求分析师以这种方式揭露自己时，以及分析师以她做出的方式作出回应时。
患者和分析师可以共同考虑：患者提出这类问题是在对什么做出反应？分析师有没有以某种她不自知的方式激发了患者？患者的提问与之前的会谈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关联？这是患者扭转局面、将分析师置于困境的方式吗？这里有什么无意识的幻想？患者对自己的抱负有什么问题？患者如何体验分析师的成功？她可能正在经历什么样的竞争感受？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分析师和患者是否通常都会受到他们现在在彼此关系中所经历的这类复杂感受的影响，或者他们现在在彼此关系中所经历的感受是否独特于这种关系。
当分析师考虑她与弟弟的关系时，我认为她考虑不仅是咨询室里的问题如何与她与弟弟的关系的动力有关，还有她回忆她的弟弟时可能试图从房间里逃离什么，或者，另一方面，如何她感到利用她的弟弟可能在此刻帮助她，这可能也有助于她更充分地参与咨询室里的议题。对分析师在咨询室里焦虑感受的一些阐述可能在帮助确定患者和分析师在那一刻到底在发生什么方面有价值。
在他的第二个例子中，格林伯格博士指出，他将患者询问他（格林伯格博士）是否收到了他的消息，视为“一种询问我对他冲突的反应的方式”，并反映了患者“探索我的反应：我是否容易在受到攻击时进行报复，撤退，还是把它掩盖起来？在我们之前富有成效的分析合作中，是否有失望、不和、剥夺和愤怒的空间？我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的回应，对我的患者来说，会揭示很多关于我的心态的信息”。
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想在这里考虑：患者是否真的在做格林伯格博士认为他在做的推断？毕竟，患者实际上只是问格林伯格博士“你收到我的消息了吗？”如果这个问题有更复杂的含义，患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里患者和分析师之间发生了什么？如何把未表达的对话带入焦点？如何访问患者的幻想？格林伯格博士表示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的故意自我披露本身可能是窒息性的，会阻断负性移情。他认为，这可能表明分析师可能在合谋消除患者的攻击性行为。他还描述了他感觉对谨慎的需要。（他表示担心他们可能重复患者先前的治疗中发生的情况）
在我看来，假设沉默是更谨慎的回应在这里是无意义的。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沉默为患者的自由联想打开了大门，但其他人会争辩说，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回应，具有明确的影响。它可能被体验为粗鲁、敌对、不关心、施虐、报复、逃避或诱惑等无限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无论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的。因此，从我的角度来看，在这里保持沉默与任何其他可能的回应一样，可能是有问题的，也可能是有毒的。我们无法安全地避免产生影响。
问题是，在这里，什么会最好地推动分析过程的发展？哪种干预会有助于探索患者留下信息的含义，他在询问分析师是否收到信息时心中所想，以及他想象自己会对信息以及对他询问分析师是否收到信息的问题得到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如何帮助促进对他希望得到的反应的探索，以及为什么他认为打电话而不是等到下一次会谈再问更重要的探索？
其他可能也需要探讨的相关问题包括：患者最初忘记支票是否是对分析师和患者在先前会谈中发生的事情的非常具体的反应？患者想让分析师通过忘记支票和留下信息得到什么信息？他是否觉得有重要的信息他的分析师没有得到？他是否试图传达一些他无法以其他方式传达的东西？有没有什么他希望他的分析师感受到的？他们在这次互动中的所作所为是否是一个线索，指向患者忘记支票时已经发生的事情？
关键点在于，不能假设分析师不回答问题是一种必然更安全的反应，或比回答问题更有助于分析的反应。在许多情况下，沉默可能反映出分析师的一种活化，即使他不知道自己正在这样做。我们永远不能断然地认为我们没有迎合患者的某种需求或愿望，使他们感觉被分析师侵犯，即使我们自己的经验可能是我们有意识地决定不回答，出于我们自己的“分析性”理由。我们也不能假设我们自己的沉默反应可能不是报复性的，即使我们相信它不是这样。我们还必须考虑，患者的行为可能是对分析师不知不觉地设置的情境的医源性反应，反之亦然。
我认为明确分析师感到需要谨慎的程度可以促进分析。在我们感到与患者相处有危险时，表达这种感觉，以及我们可能会感受到的保护患者或如履薄冰的倾向，可以是一种将这些重要互动问题置于分析审视之下的方式。这种反移情的披露通常可以深入挖掘房间内的危险区域，使其成为分析的焦点。它还传达了我们的信念，即这可以以建设性的方式完成，我们不害怕尝试这样做，而且我们愿意以这种方式提供帮助。此外，它还传达了我们对合作进行分析过程的潜力和必要性的信任。这通常可以净化分析场域。相比之下，如果我们避开危险区域，这可能被解释为我们自己害怕面对问题或不愿这样做的证据，也可能证实患者最糟糕的担忧。
同样地，当分析师感到自己被吸引去扮演患者父亲的角色，并试图抵制这种冲动，或者当分析师试图“吸收患者的攻击性”以证明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时，这类反应不太可能像明确表达我们对这些方式的反应的感受那样能够开放性地探索问题。后者往往能够引发一个非常富有成效的探索过程。
由于很可能其他人在任何特定时刻都会有不同的反应，甚至同一个分析师在其他时间也可能有不同的反应，所以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有特定的冲动，而是我们如何使用它。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哪种回应是“正确的”或“错误的”，而是如何使用任何发生的事情来获得最大的分析优势。
我相信，明智地使用反移情披露可以帮助建立新的分析严谨性和分析可能性水平。根据我的经验，它可以帮助打开通常可能永远不会被承认或解决的关系方面，这些方面通常是关键。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详细阐述的（Ehrenberg，1993），在某些情况下，未能解决的这些关系方面可能成为不被认识到的微妙僵局的基础。这可能包括那些进行多年却没有显著结果的治疗，而患者和分析师当时都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总之，我试图展示我所描述的反移情披露的种类如何能帮助开放性地审视分析场域的非常微妙的维度，不然的话，这些维度可能通常是无法访问的状态。关于后者，我的重点不是将反移情披露作为一种“参数（parameter）”，仅在僵局或困难时刻使用。我的立场更为激进。我相信，明智地使用反移情披露有可能促进所有患者的分析参与和分析探索的水平，这可能是其他方式无法实现的。
然而，我想明确指出，认识到反移情披露的建设性使用潜力并不意味着它适用于所有情况。有许多情况下，反移情披露可能是不恰当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同时，认识到反移情披露的建设性使用潜力也并没有提供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准确地说明在任何给定情境下应该说什么，因为我们总是需要在多个反应层面之间做出选择（参见Ehrenberg，1992）。
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明确指出，反移情披露的建设性使用绝不意味着“暴力地”用我们的所思所感去高负荷患者。它涉及到一系列更为复杂和敏感的临床判断和决策，是基于我们对可能帮助推进分析探索的判断。在这方面，我非常清楚，主张明智地使用反移情披露的价值会引发比它回答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对我们自身分析性使用的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具有极大的潜力，但我们仍然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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