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母女关系」：是什么让我们相爱相杀？
作者：高文洁
撰稿：高文洁
编辑：崔 琪
美编：郭雨馨
图源：电影《柔情史》《春潮》《瞬息全宇宙》
来源：微信公众号：家姻心理（ID：gh_b23d067f4e3c）
提到中国式母女关系，你会想到什么样的关键词？
青年导演杨明明给出的答案是「控制」与「反叛」，在她的电影《柔情史》里有这样一个场景：
女儿刚到饭桌前坐下，母亲说：“你以后要再起得这么晚，我真就不管你饭了啊。电饭锅要一直插着电给你保温，你从来都不考虑这些。”女儿忍不住拌了几句嘴，扒拉了几口饭之后，母亲又纠正道：“人在饭桌上永远不能这么吃饭，端不住饭碗。”听到这里，女儿不说话了，一边把放在桌上的饭碗端起来，一边用眼睛瞪着母亲，像是一种「无声的控诉」。
导演在她的自述中谈到这些戏：
「“吃”象征了母亲的控制欲。很多人都问电影里是不是我和我妈的关系，其实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表现的这种关系逻辑，母女之间互相看不顺眼又离不开彼此，相爱相杀，想做到既不侵犯又不疏远，实在太难了。」
我们习惯于描述一种崇高的、自我牺牲式的母爱，一种不可否认的柔情，也是无法拒绝的枷锁。我看过许多对母女关系的探讨，直到读到结构派家庭治疗的「缠结型关系」，我才意识到——母女关系的拧巴与对抗，或许需要放到系统的层面去理解。
什么是「缠结型关系」？
在缠结型关系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个概念，什么是人际界线（boundary）？
结构派家庭治疗师Minuchin（1974）认为，人际界线是一种管理家庭成员之间物理和心理距离的规则，它调控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例如在多子女家庭中，如果父母总是介入去解决孩子们之间的争论，那么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界线就受到了侵蚀，孩子们就很难学会如何为自己辩护。
家庭中的界线（boundary）有三种类型，分别是：
清楚的界线（正常关系）：一个清楚的界线可以使子女与父母之间保持互动，但又把孩子从夫妻亚系统中排除开来。
僵硬的界线（疏离型关系）：在一个家庭成员有需要的时候，疏离型关系的家庭成员不会给予支持。
混乱的界线（缠结型关系）：边界混乱而相互依赖，缠结型母亲（或父亲）会侵入孩子的生活，阻碍孩子的发展和干扰他们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
所谓的「中国式母女关系」，常常映射的就是这最后一种家庭关系模式。
我想到前几天有一条点赞16.2万的微博，朋友转发给我说：“这简直跟我妈一模一样。”微博大概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以下节选自微博内容）：
家里人给表妹做了一碗牛肉面，表妹刚喝了两口汤，家里人说：“你加点辣椒油。”
表妹说好，她一会再加；刚吃一口面，家里人又说：“这个辣椒油看着辣，其实不辣的。”
……
经过几次三番的劝说，表妹勉强拿起勺子盛了辣椒油，家里人急忙说：“你盛红油，把那些辣椒料去掉，油才香啊……欸对，你重新盛……不是不是，你贴着表面才行，勺子给我，我来。”
在我朋友（作为一个女儿）的视角里，每当她被这样悉心照料，她都感到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她的确「受益」于这样的关系；另一方面，真实的情感和自主性被「为你好」所阻碍而无法表达（Love,1990），她又会因此感到抑郁和焦虑。
那么，为什么母亲和女儿会这样无法摆脱地缠结在一起？
对父亲的「恨」共筑了母女的缠结
在大多数刻画东亚母女关系的电影里，杨明明导演的《柔情史》，杨荔钠导演的《春潮》，还有美国去年新上映的《瞬息全宇宙》，父亲都处于一个「缺席」的位置。
某种程度，撇开父亲角色来探讨母女关系的发展是不完整的。因为不论这位父亲是否与母女共同生活，他的角色、身份，都会活在母女的日常对话当中，影响着母亲和女儿，包括她们共同关系的发展轨迹。
看到一个「缺席」的父亲，才能理解「缠结」的母女。
Minuchin曾提到一个他经常遇到的家庭模式，他称之为“缠结的妈妈-疏离的爸爸”综合征，也就是说，缠结与疏离是相互的。
当一对父母无法解决夫妻之间的矛盾，父母的一方就会将焦点转移到孩子身上，通常母亲与孩子更容易亲近，也更容易将孩子拉拢为自己的“同盟者”。
母亲可能会过度介入孩子的生活，以降低夫妻冲突带来的压力；可能会寻求孩子的安慰与帮忙，与孩子结成同盟，共同对抗父亲。而达成“家庭联盟”的过程，常常伴随着一方对另一方的抱怨、批评或贬低。换句话说，母女之间的“缠结”与父亲的“消失”是同时发生的。
电影《春潮》对这种联盟对抗进行了艺术性的呈现：
母亲坚持认为自己曾经的丈夫（女儿的父亲）是一个“流氓”，即使离开多年，也常常在女儿面前指责对方。有一次在饭桌上，女儿提到：“我爸脾气是挺好的。”母亲立刻讥笑了一句：“哪里好啊。”
接着问女儿：“你说来听听看。”
没等女儿回答，又自顾自说道：“就会装老好人，其实是啥人，你是不知道还是装着不知道啊。”
这部电影的处理是有些病态化的，但它能让我们窥到，当父亲远离家庭，母亲抱怨父亲，孩子承受了怎样的压力，又怎样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家庭的保护神」，去“平衡整个家庭的力量”。
一项发表在Child Development上的调查研究发现，孩子年龄在3至22岁的家庭中，女孩比男孩更有可能介入所有家庭纠纷（除了婚姻冲突），而当孩子作为第三方介入到家庭矛盾时，他们通常使用分散注意力的策略（Vuchinich,1988）。
母亲分散了自己的焦虑，但却从情感上削弱了这个孩子；孩子在自我选择空间变少的同时又会滋生出叛逆和反抗。这或许正是女儿与母亲之间既相互怜悯又相互斗争的矛盾症结所在。
为什么这种缠结不是“爱”的体现？
或许有人会问，那为什么这种“缠结”不是母爱的体现，这种“联盟”它为什么不能代表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凝聚力呢？
Manzi（2006）对缠结型关系（Enmeshed relationship）和家庭凝聚力（Cohesion）进行了区分，研究者认为它们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凝聚是指整个家庭功能健康完好，成员之间相互支持、关爱、分享，这种健康功能还包括适应和设置清晰的家庭界线；而缠结型关系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关系模式，母亲与女儿之间过度亲密，隔绝了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并且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影响。
这种消极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女儿的「亲职化」，让本该站在“孩子”位置上的女儿，站到了配偶甚至是父母的位置上。
《The Emotional Incest Syndrome》的作者Patricia Love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缠结型关系包含两个特征：一是母亲会“利用”孩子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二是母亲会“忽略”孩子的很多需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呈现母女关系的作品中——
她代替了丈夫的陪伴与亲密。她代替了母亲的母亲照料生活起居。甚至，她代替了她某一方面缺憾的人生。
我不想否认，母女之间拥有可能其他任何亲属都无法复制的微妙关系，这篇文章也只是切开了母女关系的某一个剖面。
只是，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去改变母亲、去改变自己，或者在某一个具体的事件上来回争执而无果的时刻，我们或许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母女关系的小齿轮是怎样在更大齿轮的推动下艰涩运转的，我们是不是能换一个用力的方向？
这不是“母亲”或者“女儿”的错，系统层面的改变或许能让我们彼此都轻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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