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llan N. Schore

译者：许标

原文标题：The right brain implicit self: A central mechanism of the psychotherapy change process

来源：微信公众号： 许标的心理咨询空间（ID：psyche-space）

在与外界隔绝了一个世纪之后，精神分析正在回归其心理和生物来源，而这种重整正在产生明显的能量涌现和领域复兴。理论和临床精神分析的中心，是无意识概念。该领域对科学的独特贡献，在于它探索了意识觉察之下，为了产生基本生存功能而运行的心理结构和过程。过去十年，不仅在精神分析，而且在科学探究中，内隐无意识现象最终成为一个正当领域。在写到更广泛的心理学领域时，Bargh和Morsella总结道:“作为对日常生活有基本指导性影响的弗洛伊德无意识模型，即使在今天，也比当代认知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发现的任何模型都更加具体和详细。”

这种和解的一个重要催化剂，是现代神经精神分析和当代神经科学之间的触点。目前的神经生物学研究者得出结论:

右半球与内隐信息加工有关，反之，左半球与更外显、更意识化的信息加工有关。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跨学科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即早期的发育性右脑产生了内隐自我，即人类的无意识。我正在进行的调节理论研究，专注基本的右脑“结构-功能”关系，这一关系构成人类无意识心理生物基质的基础。这个理论试图阐明早期形成的主体内隐自我的起源、精神病理和心理治疗。

本章我将证明，目前关于无意识、内隐领域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不仅可以支持临床精神分析治疗模型，而且这些跨学科信息可以阐明精神分析的核心机制。我的大量工作强力表明以下组织原则。单一单位的“自我”概念，和单一单位的“大脑”概念一样具有误导性。左右半球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加工信息，这反映在意识的左侧化自我系统(“左脑”)和无意识的右侧化自我系统(“右脑”)中。尽管由于其外显加工语言功能的能力，语言左半球被称为“主导”半球，但对人类存在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是右半球及其内隐性内稳态生存和情感调节功能。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早期形成的无意识内隐自我持续发展得愈发复杂，它的运作方式与后期形成的意识外显自我有质的不同。回想一下弗洛伊德的断言，无意识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有它自己的欲望和表达方式，以及在其他地方不起作用的特殊心理机制”。从本质上讲，我的工作就是对探索这个“特殊领域”。

随着现代神经精神分析的出现，及其与当代神经科学的直接联系，右脑主导的“情绪”和“身体”自我感，现在是两个学科的共同基础。这种整合清楚地表明，基于身体性社会情绪功能进化的适应性内隐，代表了独特的发育、解剖和心理生物的右脑特性产出。事实上，右脑的内隐功能和结构，代表了精神分析诞生就描述的内心世界。从它的起源《科学心理学纲要》，弗洛伊德对更深层人类心智水平的探索，揭露了表层意识是单一状态的错觉，并揭示了无意识状态生物基础的基本贡献。无意识状态不可磨灭地影响着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Buklina描述了右内隐加工和左外显加工的时间差异:

右半球“弥散性”组织的作用是，它对任何刺激，甚至是言语刺激，反应更快，因此也更早反应。左半球继而被激活，并执行较慢的语义分析……个体信号最初到达右半球，然后到达左半球，这更符合“生理”。(见图1)。

精神分析被右脑强烈吸引的另一个原因，是发现在各种精神病理被扰乱的过程中，其独特的生存功能。Schutz强调了这种对“情绪大脑”特别有用的适应功能：

右半球以分布式网络运行，对危险和其他紧急问题快速响应。它优先处理环境挑战、压力和疼痛，管理自我保护反应，如回避和逃跑……因此，情绪是右脑的“危险电话”，迫使大脑立即处理紧急事务。

更深刻、全面地理解右脑这种快速行动，因而非意识的“生理”内隐核心系统的组织原则，不仅可以提供必要、相关的临床和实验数据，也可以提供理论透镜——这个理论透镜可以照亮和穿透精神分析科学所解决的基本问题。正如对主导语言和言语加工的左脑研究，永远无法阐明右脑独特的非言语功能一样，对言语转录和叙事中，产生意识心灵外显功能的研究，也永远无法揭示无意识心灵的内隐心理生物动力。

图1 右脑内隐加工过程及随之的左脑外显系统连接

这种神经精神分析的观点，呼应了弗洛伊德的基本主张，即精神分析直接处理的人类境况的核心问题，永远无法在意识心灵——属于外显自我系统——如何工作的知识中找到，而在更深入理解无意识心灵的内隐心理生物机制。目前，其他研究领域正认识到无意识领域在人类存在的各个层面的重要性。因此，不仅是精神分析，而且在科学和艺术的大量学科，都在经历从外显意识认知到内隐无意识情感的范式转变。在《动机与情绪》杂志最近的一篇社论中，Richard Ryan断言:“在认知方法统治三十年之后，动机和情绪过程已经呼啸着回到了聚光灯下。”大量跨学科研究正汇聚于右脑内隐动机和情绪过程的中心，这对适应功能至关重要。

01

当代精神分析的右脑内隐过程

在这节中，我将描述一个表层的、言语的、有意识的、分析性外显自我，与一个更深层的、非言语的、非意识的、整体的、情绪的、身体的内隐自我。这两个偏侧化系统，包含认知形式和“知晓”方式质的不同，以及不同的记忆系统和意识状态。但我认为内隐(非意识)功能不仅仅是学习、记忆和注意，这些是认知心理学强调的过程。认知心理学理论，即使是无意识认知，也无法揭示发育、精神病理、心理治疗的改变过程等基本问题。

除了内隐认知（右脑无意识加工来自外在世界的外感受信息，和来自内在世界的内感受信息），内隐概念包括内隐情感，内隐交流和内隐自我调节。从外显认知到内隐情感领域的持续范式转变，被关于情绪过程的新实证数据和研究情感系统的现代临床模型所驱动。

弗洛伊德强调，精神分析工作总关注情感状态。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扩展了这一治疗原则，断言：情感是“移情交流的中心”；“调节意识和无意识感受，被置于临床舞台中心”。与这些想法一致，内隐情感的基本临床作用在当前神经科学研究中被强调。这些研究报告了情绪刺激的无意识加工，明确地与右半球而不是左半球激活相联系，以及记录了“无意识负面情绪加工中的右半球主导”和“对主观无意识危险的皮层反应”。这项工作建立了对无意识（亦解离性）情感概念的认可，这一治疗病理性防御的共同焦点。

在本卷中，我提供了一个治疗关系中的内隐交流模型，即右脑到右脑的“移情-反移情”交流，代表病人和治疗师无意识初级过程系统的互动。神经科学记录了尽管左半球调节多数语言行为，右半球对更广泛交流部分很重要。这一研究也表明右半球以一种更自由联结、初级过程的方式运行，这一方式可在做梦或幻想状态中，被典型观察到。

与该模型一致，Dorpat描述了“初级过程交流”的内隐过程，表述为“身体动作（身势语）、姿势、手势、面部表情、声音反映，以及口语词汇的次序、节奏、音高”。根据他的构想，情感和客体关系信息主要通过初级过程交流被传递，而次级过程交流有着高度复杂性和极强逻辑句法，但在关系域中缺乏足够的语义。根据左半球主导语言，右半球主导情绪交流，我认为精神分析过程最好被描述为“交流疗法”而不是“谈话疗法”。Chused目前坚称：“我认为我们的领域还没能完全重视内隐交流的重要性。”

关于内隐认知，我最近认为初级过程认知构成了临床直觉——治疗有效性的主要因素——的基础。实际上，“没有意识推理，立刻理解或知道某事“的直觉定义，明显暗示右脑而非左脑加工。Bohart主张在精神分析情境中，“我从鲜活体验中感知和直觉获得的东西，远比思维信息更令人信服。”关于这个主题的一篇重要文章中，Welling推断，那些认为自身方法和决定，是意识推理的唯一结果的精神分析师，最可能犯错。他坚称没有治疗师能合理否认跟随直觉，体验突然的洞察，不真正知道为何或有些被证明对治疗极重要的奇怪感觉而选择方向。他还指出，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直觉功能模式的表现。

我全部作品的中心主题，是自我组织中内隐情感调节的基本功能。Greenberg引用我的工作提出：

……那么，一个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问题，是产生理论和研究来帮助理解自动情绪加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有意过程改变，在多大程度上只能通过基于新情绪和/或关系体验的更内隐过程改变。换一种说法，问题变成了：有多少情绪改变需要内隐体验学习，有多少情绪改变需要外显概念学习。

与现代关系精神分析的当前趋势一致，Greenberg的结论是，“该领域尚未充分注意调节的内隐和关系过程”。回想一下，无法内隐调节情绪强度，造成早期关系创伤的主要结果，这是大量精神疾病的共同历史。

接下来，从调节理论角度，概述了我关于无意识过程和右脑结构的中心工作。我首先描述了心理治疗改变过程的内隐情感过程。然后我关注右脑无意识机制表达。它们存在于负荷情感的活现，以及治疗师通过被强化的情感时刻的每时每刻导向。这种强化通过内隐性初级临床直觉过程，而非通过外显性次级认知过程。直接通向内隐过程，将被证明是有效治疗的核心。

02

心理治疗中的右脑内隐过程

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我提供了跨学科的证据来表明，内隐右脑到右脑依恋相互作用，发生在“照料者-婴儿”和“治疗师-病人”的关系(治疗联盟)中。我认为，不是左脑语言性外显“病人-治疗师”交流，而是右脑非语言性内隐负荷情感交流，直接代表了内置治疗联盟的依恋动力。在治疗过程中，共情的治疗师有意识地、外显地关注病人的言语，以便客观诊断和合理解释病人失调的症状。但她也在另一个层面上倾听和互动：一个近体验的主体层面——在下意识层面，内隐加工每时每刻的社会情绪信息的层面。就像左脑交流，通过有意识语言行为向其他左脑传递，右脑通过非语言交流，向其他接受这些交流的右脑无意识传递。

关于这个问题，Stern认为：

没有非语言，很难实现主体间共情、参与和共鸣方面。一个人只会对另一个人的主体体验有一种删减的、中性的“理解”。得出这种区别的一个原因是，在许多情况下，分析师在加工意识之外的非语言方面时，有意识地觉察内容或言语。从主体间主义角度来看，分析师对非语言进行更有意识的加工是必要的。

研究表明，60%的人类交流是非语言的。

Chused在写到治疗性“非语言内隐交流”时断言，“并非它们所包含的信息不能语言化，只是有时只有非语言方式，才是可用于传递信息的方式，特别在对所涉及的潜在问题没有意识觉察的情况下”。这些观点得到了Hutterer和Liss的附和，他们认为非语言变量，如音调、速度、节奏、音色、韵律和言语振幅，以及肢体语言信号，可能需要作为治疗技术的基本面重新检查。众所周知，右半球主导非语言交流和情绪交流。

最近有关右脑情绪加工的神经科学信息，也直接适用于心理治疗改变过程模型。Uddin等人推断，“从当前文献涌现的局面似乎表明，在自我相关认知、自身身体感知、自我意识和自传体记忆中，右半球的特殊作用”。右半球在“内隐学习”中起核心作用，而储存在非语言领域的内隐关系知晓，目前被认为是治疗改变的核心。

Mancia将右半球描述为“内隐记忆的基座”，并观察到“内隐记忆的发现，扩展了无意识概念，并支持以下假设，即这是储存原始母婴关系的情绪和情感性——有时是创伤性——前象征和前语言经验的地方”。存储不安全依恋历史的右脑自传体记忆，在治疗联盟中被激活，特别是在关系压力下。Cortina和Liotti指出，“编码和存储在内隐系统中的体验仍然活跃，并作为负面预期他人的可用性和反应性而继续存在，尽管这种知道不能有意识回忆”。这种情感记忆在治疗联盟中传递。这些情感交流“发生在快速提示和反应的内隐水平，对于同时进行的语言交流和有意识反思来说，发生得太快了”。

更具体地说，“前意识-无意识”水平的自发非语言“移情-反移情”互动，代表了内隐性右脑与右脑面对面的非语言交流。这些非语言交流属于病人和治疗师之间，快速行动、自动、调节，尤其是基于身体性失调的压力情绪状态。因此，移情是右脑自传体记忆的激活，当自传体负效价时，高强度情绪具体从右(而不是左)内侧颞叶检索。现代移情神经精神分析模型认为，“没有情绪就没有移情理解”，“移情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取决于对照料者的早期情感依恋模式”。目前的临床模型将移情定义为与他人打交道时的一种选择性偏见，这种偏见建立在以前的早期经验基础上，并塑造了当前期望，是病人内隐知觉和内隐记忆的表达。

03

临床活现的右脑内隐过程

典型临床情境——失调性情绪状态的右脑“移情-反移情”内隐交流——是临床活现的高度情感时刻。现在一致认为，活现，“发生在二元内的事件，当事人都将该事件体验为对方行为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是由治疗联盟中的非语言无意识关系行为调节。这些在“视觉-面部”、“听觉-韵律”和“触觉-本体感受”的充满情感的依恋交流中进行，以及在手势和肢体语言中进行，这些快速表达的行为，在嵌入活现的无意识人际交流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二元心理生物机制，允许对无意识情感进行探测，并建立了这样一个前提:“病人或分析师的活现，可能是尚未被他们‘感到的’事情的证据”。

在我的《情感调节与自体修复》一书中，我提出了一个章节，题为“投射性认同的心理神经生物学模型的临床意义”。

整个章节都是关于活现之中的每时每刻的内隐交流，聚焦发生在“瞬间”(字面意思是刹那)的现象。在这本书中，我提供了一个对快速的二元心理生物事件的慢动作分析，这些事件发生在治疗联盟的高度情感时刻。这一分析探讨了自发活现，如何通过治疗师对投射性负态的扭曲和失调性互动的强化，盲目地重复病理性客体关系，或通过治疗师对投射性负态的自动调节和修复性互动的共同参与，提供一种新的关系体验。虽然这是治疗过程中压力最大的时刻，但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治疗师可以潜在地扮演病人有意识和解离性无意识情感状态的内隐调节器。这种二元的心理生物矫正性情感体验，通过增加右脑边缘自主回路的连接，引起更复杂心理结构的出现。

与内隐交流的概念一致(引用我的右脑神经生物学模型)，Ginot总结道:“越来越多地，活现被理解为主体间过程的强力表现和复杂性的必然表现，尽管很大程度是无意识自我状态和关系模式”。这些无意识情感互动“带来人生，从而改变内隐记忆和依恋风格”。她进一步指出，这种“移情-反移情”纠缠的强烈表现，“产生了人际过程和内在过程，最终能够促进整合和成长”。

在一项平行工作中，Zanocco等人描述了共情性身体感觉在活现中的关键功能，以及它们在“发展人类基础心理结构”中的核心作用。活现反映了“源自原始心智功能的过程和动力”，它们涉及分析师完成与病人互动的方式。这些病人无法表达他们的本能冲动。这些早期“初级”活动表现为“一种不遵循意识活动规则的无意识心理活动。它们不涉及任何口语。相反，产生似乎不遵循任何秩序，更不用说任何逻辑系统的意象”。注意内隐初级过程认知和右脑表征的含义。

重复这样一个事实很重要，即在压力性治疗联盟破裂期间，活现的关系机制尤其突出。活现发生在情感耐受控制范围的边缘，或者如Lyons-Ruth描述的自我体验的“断层线”，即“互动协商失败，目标夭折，负面情感未解决，并经历了冲突”。然而，神经科学家描述了“在短暂但严重的压力后，调节负面情感的右半球边缘回路神经可塑性的长期变化”。因此，在以阻抗/反阻抗形式为特征的关系分析中，活现可以是一个转折点，但这些时刻需要治疗师最复杂的临床技能。

这是由于这样的事实：这种高情感时刻诱发了最有压力的反移情反应，包括临床医生在其自身依恋历史中形成的内隐应对策略。Davies指出，“在我看来，关系思维的内在本质是，这些‘糟糕的客体关系’不仅将而且必定在‘移情-反移情’体验中重演。事实上，这些重演的攻击、愤怒和嫉妒，在关系视角内的精神分析改变中很普遍”。值得注意的是，活现不仅代表着压力性意识情感交流，也代表着无意识情感交流。回想一下“右半球主导的无意识负面情绪加工”。人际神经生物学、依恋理论和创伤学的最近研究，将无意识情感等同解离性情感。Bromberg报告说:“临床上，解离现象作为对不稳定自我的防御……在活现中有其最大关联性。活现作为一种临床参与模式，要求分析师对自身和病人自我状态中，未意识到的情感转变进行最接近的同调。

另一方面，Plakun观察到治疗师的“移情拒绝”，尤其是负移情，是活现的早期表现。治疗师的“拒绝”是在非语言交流中，内隐而自发地表达，而不是在语言叙述中外显地表达。在共同创造活现过程中，动态系统理论的关系视角，清楚地运用于这一协同效应：治疗师的短暂或持久的反移情性“心盲”和病人的负偏性移情预期。Feldman注意到，爆发性负面状态“可能唤起分析师的投射和活现的形式，试图恢复分析师可能最初未觉察的内部平衡”。

Renik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察，使得这项工作更具情绪性挑战，即反移情的活现，只有当一个人已经置身其中，才能被认识到。与临床医生将右脑表述为自发活动不同，Lichtenberg，Lachmann和Fosshage将右脑描述为“有纪律的自发参与”。这些作者观察到，这类事件发生在“分析的关键节点”，它们通常是由一些“人类回应”需求的中断或错误交流引发的。尽管存在“交流退化为相互创伤性中断”的危险， “再造病理性预期”，但临床医生的交流表明，他们愿意真正地参与到活现的即时性。这自发地表现在临床医生的面部表情、手势和意料之外的评论中，这些都源自“不受抑制的情绪高涨”。这些交流似乎比事先计划或编辑过的更突显，它们提供了“紧张时刻，这些时刻为检查分析师无意识陷入活现角色，开辟了道路”。

因此，这些“交流”是右脑的情感性初级过程交流，而不是左脑的理性逻辑的次级过程交流。因此，外显的、有意识的、口头的自发反应，不足以阻止、促进或代谢内隐的情绪性活现。Bromberg在他的声明中提到了这一点，“一种诠释立场……因此，不仅在活现过程中毫无用处，而且还会使活现过程升级，使解离变得僵化"。Andrade总结道:“作为心理改变的主要因素，诠释在由语言阶段——与外显记忆有关——产生的病理中效果有限，对发现内隐记忆的前语言阶段没有影响。诠释——一个世纪以来，用来排除所有其他方法的方法——只是部分;如果单独使用，则不能满足当代广谱精神分析的要求"。

但如果不是一种外显的分析洞察导向的反应，那么治疗师会使用哪种类型的内隐认知，引导自己度过压力性负面情感状态，比如恐惧、愤怒、羞愧、厌恶等等?右脑内隐的应对策略不仅能自动调节强烈情感，同时还能让临床医生保持“对自身和病人自我状态中，未意识到的情感转变的同调”。

04

右脑内隐过程和临床直觉

在引言中，我提出治疗师穿越这些强化性情感时刻的每时每刻的导向，不是通过外显语言次级过程认知发生的，而是通过内隐非语言初级过程临床直觉发生的。从社会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直觉现在被定义为“与运用内隐习得知识相关的主体体验”。对直觉的描述是“在没有逻辑或理性过程的有意识中介的情况下，渗入意识觉察的直接知晓”，这显然暗示了右脑而不是左脑功能。Bugental指出，治疗师对“病人言外之意和通常是意识觉察之下的直觉感知”。Bowlby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中推测，“很明显，最好的治疗，是由天生具有直觉并由适当理论指导的治疗师进行的。”

Welling在一篇开创性的文章中指出，直觉与前语言特征、情感、关系感、自发性、即时性、完形特性和全局观(整个右脑的所有功能)有关。他进一步讨论了“没有关于直觉的认知理论”，因此“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描述产生直觉现象的潜在正式过程的模型”。发展精神分析和神经精神分析，对我们理解母性直觉与临床直觉的来源和机制，做出了重要贡献。Orlinsky和Howard认为，“将婴儿与父母联系在一起的非语言、前理性表达流，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继续成为人与人直觉体会情感关系交流的主要媒介”，这一观点暗指右脑。因此，主要照料者在心理生物上同调的母性直觉自发反应，和治疗师对病人无意识非语言情感，基于身体内隐交流的直觉敏感性反移情反应之间，存在直接共性。

在神经科学文献中，Volz和von Cramon得出这一结论：直觉与无意识有关，且“通常是可靠、准确的”。它来源于存储的非语言表征，如“意象、感受、身体感觉、隐喻”(注意与初级过程认知的相似性)”。直觉不是用语言表达的，而是“具身化”在“本能感觉”，或在随后导致我们的想法和探询出现偏差的最初猜测。“主旨信息是在观察者的内隐知晓基础上实现的，而不是在观察者的外显知晓基础上，有意识地提取出来的”。

与躯体性反移情概念直接相关的认知神经科学直觉模型，正突显“具身认知”的适应能力。Allman等人断言:“我们在本能水平上体验直觉过程。直觉决策使我们能够在高不确定性情境，迅速作出反应。这些情境通常涉及社交互动”。这些研究人员证明，右前额叶-岛叶和前扣带回，传递了对复杂社交情境的快速直觉评估，以便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迅速调整行为。Bolte和Goschke在一项神经影像研究中，也发现了这种偏侧化，他们认为右半球联合区，可能在直觉判断中发挥着特殊作用。

在并行的精神分析工作中，Marcus观察到，“通过遐想和直觉，精神分析师用右脑倾听被分析者的右脑”。其他临床医生假设，经验丰富的专家治疗师的直觉，本质上在于无意识的模式匹配过程，并且这种模式识别遵循非语言路径，因为语言活动会干扰获得洞察。更具体地说，Bohart认为，直觉涉及探测“互动模式和节奏”。但如果不是语言刺激，那么直觉追踪的模式是什么呢?

回忆一下，“移情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依赖于对照料者的早期情感依恋模式”，而活现是“无意识自我状态和关系模式”的有力表达。事实上，现代心理治疗模型描述了“使意识成为情感组织模式”的首要作用。van Lancker和Cummings断言，“简单地说，左半球擅长分析序列，而右半球提供了加工模式优势的证据”。因此，我认为，在每时每刻基础上，直觉性心理生物同调的治疗师，内隐跟随和共鸣病人调节和失调情感唤醒状态的节律性渐强/渐弱模式。因此，直觉代表了复杂右脑初级过程，这一情感控制的具身认知。具身认知适应内隐加工新颖性，包括新颖的客体关系，特别是在关系不确定的时刻。

Welling提出了一个阶段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直觉中包含的大量信息，从一个阶段增加到另一个阶段，导致复杂性水平增加。从与“唤醒和注意功能”相关的早期“探测阶段”，到终点“隐喻性解决问题阶段”——在这个阶段，直觉以动觉、感受、意象、隐喻和文字的形式呈现自己。在这里，带有情绪性质的解决方案被揭示出来，但以一种隐藏的非语言形式。这些描述反映了右半球的活动，右半球主导注意、动觉和加工新颖隐喻。

因此，在治疗师的右脑皮层下-皮层垂直轴(从右侧杏仁核到右侧眶额系统)中，产生了直觉加工阶段。右脑最高水平的眶额叶皮层将充当“直觉解码过程的内在指南针”。眶额系统是“情绪大脑的高级主管”，专门在“不确定或不可预测”的情境下活动。它发挥情绪刺激动态过滤器的作用，并提供“整个外部环境和关联动机因素的内部环境的全景”。它还阐述了一种“情感决策”的心智理论，因此是“直觉决策”的核心。

我认为，右眶额叶皮层及其皮层下和皮层连接，代表了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前意识。提到前意识功能，Welling将直觉描述为:

一间由各种思想、意象和模糊感组成的工厂，原材料似乎漂浮在半空，一个经常出现但我们很少去参观的世界。然而，这些漂浮元素中的一些会脱颖而出，增加强度，或反复出现。当被举例说明时，它们可能更容易被识别并跨越意识边界。

在治疗过程中，临床医生进入这个前意识领域，自由联想的病人也是如此。临床医生的直觉内隐能力，而不是治疗师的技术性外显技能，可能负责情感控制的活现结果，并可能决定治疗接触、探索和改变过程的深度。

05

右脑内隐过程中枢到改变：情感调节

根据Ginot，“这种对活现——作为情感构建组块交流者——的关注，也反映了一种日益增长的认识，即外显内容、口头解释和仅仅揭示记忆的行为，不足以成为治疗转变的场所”。这显然意味着改变的解决方案，涉及的不只是标准的弗洛伊德使无意识意识化。不是这些外显因素，那么是什么内隐治疗体验，对改变过程至关重要，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心理学心智的发育受损人格?基于此，内隐改变机制必定包括失调性情感体验与共情性他人的交流。

但除此之外，关系情境还必须提供互动性情感调节机会，这是依恋过程的核心。Ogden和她的同事们总结道:

互动心理生物调节提供了关系情境，在这种情境下，来访者可以安全地接触、描述并最终调节内心体验……[它]是病人在安全情境下赋能行为的体验，由共情性临床医生的心理生物性同调的互动情感调节提供，有助于效果……改变。

调节压力和紊乱的高/低水平的情感自主唤起，它允许修复和重组右侧化内隐自我——人类无意识的生物基质。

情感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表明，对情感过程的深入理解与调节这些过程的问题密切相关。情感调节是心理治疗发展和改变过程的核心机制，通常被定义为一组意识控制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有意识、自愿地影响我们的意识化情绪，以及我们如何体验和表达它们的方式。在临床心理学文献中，Greenberg在一篇开创性的文章中，描述了一种涉及更高水平认知执行功能的情感调节的“自我控制”形式。这种功能允许个体“通过有意识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来改变他们的感受方式”。这种外显情感调节方式是由语言左半球执行的，而基于身体的无意识情绪通常不在这个模型中处理。注意，不仅在经典精神分析模型，而且在认知行为疗法中，都着重强调这一机制是洞察的核心，。

与这种意识情感调节系统相反，Greenberg描述了由右半球执行的第二个、更基础的内隐情感调节过程。该系统在关系情境中，快速、自动加工面部表情、声音音质和眼神交流。治疗的目的不是控制，而是“接纳或加强特定情绪”，包括“此前回避的情绪”，以便让病人能够耐受并将其转化为“适应性情绪”。引用我的工作，他断言:“内隐的或自动化情感调节能力的建立，对于持久的改变很重要，特别对于高脆弱的人格障碍来访者”。

与病人后期理性行为的、分析的和语言的左脑相比，促进成长的心理治疗关系，更需要直接进入病人和临床医生右脑内隐调节结构的更深层心理生物层面。病理性依恋和严重人格障碍的有效心理治疗，必须专注于无意识情感和病理性解离的生存防御，“一种通常整合性心智过程(例如，想法、情绪、意向、记忆和身份)的结构化分离”。不受控的压倒性创伤感，不能适应性整合进病人情感生活的这一临床箴言，是“右半球调节压力和情绪相关过程的专门化”功能失调的表现。如前所述，这种解离性缺陷具体源自缺少对情绪脑右侧化边缘自主回路的整合造成的。

但回想一下Ginot的断言，活现“产生了人际和内在过程，最终能够促进整合和成长”。事实上，长程心理治疗确实可以改变右脑发育轨迹，并促进其皮层和皮层下系统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整合。这些增强的右杏仁核-腹侧前额边缘(眶额叶)连接，允许内隐治疗性“现在时刻”的鲜活互动体验整合到自传体记忆。右脑输出的自传体记忆，是由与时间、空间和情境有明确关系的个人事件组成的最高记忆系统。在这种自主意识的右脑状态下，体验性自我表征情绪基调的记忆，从而允许“主观时间旅行”。无意识系统内促进成长的互联性扩展，也促进了防御的复杂性增加，右脑调节压力情感的应对策略，比病理性解离更灵活和适应性更强。这种治疗机制支持了Bromberg所称的“非我”状态与内隐自我的整合可能性。

确实，右侧化纵轴的这些发展性进步，促进了右脑自我核心的进一步成熟，以及它在“整合自我感跨状态转换的情感调节模式，从而允许内心体验的连续性”中的核心介入。这些人类右脑无意识的神经生物重组，构成了Alvarez断言的基础，“Schore指出，在更严重的精神病理层面，这不是使无意识意识化的问题:而是重构无意识本身的问题”。

之前我说过，右半球主导心理治疗改变过程。神经科学的研究者们得出结论，尽管左半球专门应对可预测表征和策略，但右半球主要用于应对和理解新情形，并确保形成与新环境互动的新方案。的确，“右脑拥有加工新颖刺激的特殊能力……右脑的问题解决生成一个备选方案矩阵，与左脑单一的最佳匹配方案形成对比。在探索备选方案时，这个答案矩阵保持活跃，这是一种适合新情形固有的开放式可能性方法”。

右脑情绪功能对心理治疗的自我探索过程至关重要，尤其是可以潜在整合到更复杂的内隐自我感的无意识情感。在最本质层面，心理治疗工作不是由治疗师外显、客观地为病人做什么，或说什么来定义的。相反，关键的治疗机制，是如何内隐、主观地与病人在一起，尤其是在病人内隐自我“正存在”实时瓦解的情感性压力时刻。

译者：许标，中科院心理所健康心理学硕士，全职心理咨询师，5000+小时心理咨询经验，2000+小时专业受训经验。预约咨询可加微信280229661。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许标的心理咨询空间（ID：psyche-space），一名个人执业的心理咨询师，分享一些心理健康、心理咨询类个人看法。偶尔夹带私货，谈些个人感悟，希望不会叨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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