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译言

来源：微信公众号：译言（ID：yeeyancom）

一个快问快答！

如果在远远看到电梯口有一个眼熟但并不谈不上要打招呼的同学，你会怎么做？

A. 大大方方地过去，跟他打个招呼，一起愉快地乘坐电梯

B. 转头就上了旁边的楼梯，宁可爬16层楼，也要避免尴尬

如果答案是A，你就是社牛本人。如果是B，你是芬兰人的好朋友。

说到社恐这个事情，很多人会觉得是自己性格的原因。但是呢，近来我看到有篇文章，它说居住空间的格局和设计也会影响人的社交行为。

比如，大部分学生曾经居住过的走廊式宿舍，就是一个对于社交活动非常不友好的空间。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一起看看吧。

01

关于近距离的测试

1973年，心理学家安德鲁·鲍姆对纽约长岛石溪大学两个宿舍的学生的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

其中一个宿舍的布局有点像酒店，长走廊的两侧是一个个双人间，34名学生需要共用走廊尽头的面积较大的一个卫生间和一个休息区。另一个宿舍在学生数量上没有区别，但被分成了多个由两三间卧室组成的套间，学生们共用的休息室和卫生间面积也因此相对较小。宿舍虽然是随机分配，但学生们对环境的反应却是有规律可循的。

住在长走廊两边的学生觉得很拥挤，感受到的心理压力也更大，并且认为一些社交是不必要的。长走廊的设计让他们很难选择自己想遇见或不想遇见的人，而且碰见他人的频率也不能由自己控制。这里没有任何用于过渡的空间，你要么待在自己房间里，要么站在走廊等公共区域里。

走廊的空间设计不仅让人感到烦躁，还改变了居住者对待他人的态度。住在套间的学生互相成为了朋友，住在走廊两侧的学生却没有，他们互帮互助的意愿也相对较弱。实际上，这些学生在回避彼此见面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不愿意进行社交。

这种对行为的影响扩展到了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某次，学生们被叫到办公室。在外面等待的时候，住在套间的学生们聊着天，不仅有眼神交流，心情也很放松，甚至坐的也更近。

02

良好的社交取决于掌控感

社交性的关键不在人的密度，而在于我们对交往时间和交往深度的控制。孤立和过度刺激，两者是共生关系。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以及整个社区的健康，在某种程度上都取决于我们调节社交活动的能力。

大卫·哈尔彭对此进行过总结：“通常人们会认为，如果人对孤独的体验存在两个端点，其中一端便是过度的社交互动，现在我们则认识到这种假设具有误导性。当一个人无法决定他与谁见面、什么时候见面或进行见面的地点时，那么他很有可能会感到孤独，接收到的刺激也会超过他的承受能力。由于没有任何半私人空间，双方如果没有约定就不能进行非正式的互动，所以社交互动对他们来说要么完全不存在，要么就是非常正式。”

极盛现代主义者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惨痛的教训，缺少社交空间的地方就是一个反面教材，其中最出名的要属由日裔美国建筑师山崎实设计的、位于圣路易斯市内的普鲁伊特艾格住宅区。该项目建于20世纪50年代，共有33个街区。设计师希望让社区摆脱贫困，于是用相同的公寓楼代替了之前的排屋和廉价公寓，并在周边铺设了一大片草地。在山崎实的建筑构想中，母亲可以和孩子在住宅楼之间类似公园的地方游戏，但现实情况是，这个住宅区是出了名的脏乱差，破坏公物行为随处可见，违法活动猖獗，人心惶惶。没有人会去大草坪上坐着，没有人觉得这里安全。

建筑师奥斯卡·纽曼从功能障碍的角度对普鲁伊特艾格住宅区进行了分析。他发现，社交健康度直接反映出了设计上的缺陷：“只由两户分享的楼梯间环境较好，而20户公用的走廊以及由150户共用的大厅、电梯和楼梯维护情况极差，住户没有任何认同感或掌控感。”

纽曼在这些大楼的公共空间和两栋建筑之间毫无差别的空旷地面之中发现了一种功能障碍，他称之为“不可防卫空间”：人们觉得公共空间完全不属于自己，垃圾高高堆起，公物被随意破坏，毒贩频频出没。二十几年后，三分之二的公寓无人居住。尽管社区确实饱受贫困与糟糕管理的困扰，但设计也非常重要。普鲁伊特艾格住宅区的惨痛经历与街对面的排屋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与住在普鲁伊特艾格的人拥有相似背景，但却能够在普鲁伊特艾格情况最糟糕的时候较好地维持社区环境。1972年，圣路易斯房屋委员会着手拆除普鲁伊特艾格住宅区。

03

社交密度与反社交密度

即使是档次高一点、条件不那么艰苦的地方，设计也会对社交产生影响。俗话说的好，好篱笆才有好邻居，这句话是有证据支持的，篱笆可以把对社交活动的控制交给我们自己。罗伯·麦克道尔是一位外交官，他在温哥华耶鲁镇501公寓大楼的29层买了一间套房。因为罗伯是单身，没有孩子，所以47平米对他一个人来说绰绰有余。从他的全景落地窗向外望去，是海洋和远处的岛屿，连伫立在北岸上的大楼也能看的到。起雾的时候，他处的位置就好像浮在雾之上。罗伯的公寓集风景欣赏、地位彰显和隐私保护于一体。

“我邀请了所有朋友来看看这儿的景色。”他告诉我，“那时我很高兴。”几个月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每次麦克道尔离开公寓，他都要经过与其他20个人共有的走廊，然后登上与近300个人一同使用的电梯。电梯门打开时，他不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而且这些人不大可能是他的邻居。麦克道尔和邻居们住的只隔一两英尺远，这点儿距离完全就是在私人空间的范围，他们盯着电梯的LED显示屏*，尽量避免眼神交流。像鲍姆研究的那些住在不同宿舍的学生一样，麦克道尔对幽闭的恐惧逐渐加深。窗外的景色完全没有缓解这种孤独感。他自己表示：“上电梯，进公寓，关上大门，你就只剩下外面美丽的景色了，我开始反感了这一切了。”

周围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温哥华501公寓楼街对面是福溪北社区，接受调查的居民表示，公寓楼的这些邻居在社交方面让人猜不透。“他们不想靠的太近。”一位居民告诉调查人员：“我觉得他们是害怕走太近之后发现不喜欢对方，他们这是给自己布置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麦克道尔所在的公寓楼提供了自然景色和一定的地位感，但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却远远不够。麦克道尔的生活突然发生改变之后，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了。

市政府让501公寓楼的开发商在麦克道尔居住的大楼底部周围建排屋。排屋在宽度上有点窄，但是每户大门正对公寓楼三楼的花园和排球场。麦克道尔发现，住排屋的人经常在花园里打排球。他和住在公寓楼的邻居们当然可以去，可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尽管离这些设施更近，但拥有这个空间却是住排屋的人。

麦克道尔有朋友搬进排屋后便不再坚持，他也在旁边买了一间房。几周之内，社交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麦克道尔认识了所有新邻居，参加每周末在花园举办的鸡尾酒会和排球赛，他觉得自己宾至如归。

麦克道尔的新邻居不比之前他住在公寓大厦里的邻居更友善或是更招人喜欢。是什么让他们相互拉近了距离呢？类似鲍姆的校园调查的社会学研究持续了几十年，某种意义上社会学已经可以预测出这些居民的行为。排屋的大门都对着半开放式的门廊，而从门廊的位置又可以俯瞰花园。因此，彼此之间见上一面变得简单容易。门廊是一个缓冲区域，人们进退自如，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如果住在高楼的居民希望在隔壁楼的走廊上“溜达”，会怎么样呢？他不但会觉得无聊、不自在，而且最后可能有人会叫警察。）

麦克道尔和他的邻居们当然不会察觉到自己正在遵循一条由丹麦城市学家杨·盖尔发现的社交规律。盖尔在对丹麦人和加拿大在自家前院表现出的行为方式进行研究时发现，与路人聊天最多的人，他们的前院距离马路的距离既可以让人交谈又可以让人从容不迫地撤回到自己的空间里。对一个院子来说，这个最完美的距离是多少呢？3.25米。

接下来便是社交范围的问题。麦克道尔以前要在电梯里随机碰上300多个陌生人，而是现在则与不到20多个邻居进行多次接触，社交生活更容易管理了。这有点像阿拉伯世界的“fareej”，这是一种几户大家庭共同居住的模式。麦克道尔记得所有经过门廊的人的名字。

麦克道尔建立起的这些友谊可不是泛泛之交。此后九年，他帮忙照顾了邻居的孩子，邻居也在他这儿留了备用钥匙。他住在排屋的邻居们一直都在大楼管理委员会里任职。他们还一起度了假。公寓大楼在把人与人之间距离推远的时候，排屋却把距离拉得更近。麦克道尔觉得，住在排屋的22个邻居中有一半是他的好朋友。

“其中有多少人，你是爱着他们的？”我问他这话的时候是一个下午，他正带我四处闲逛。这个问题有点私人，他脸颊有些泛红，但仍然掰着手指数了数。“爱着他们，就像是家人一样？六个。”这已经很让人惊讶了，因为过去20年，大多数人的社交网络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小。“我们很爱我们的家，也爱我们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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