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关系》：复杂性创伤和恋爱陷阱
2019年北大包丽案震惊国人，一个北大高材生，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在男友长期的精神控制和凌辱下，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由孙俪主演的网剧《危险关系》，将相关题材的故事搬上了荧幕，警示女孩们，要珍视自我价值，以免在寻求爱情的渴望中，落入一个心理不健康的对象，所编织的精神陷阱中。
但一个善于精神操控他人的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成为了恶魔，也不是所有的对象，都会被其选中成为“猎物”。从《危险关系》的人物关系中，更能清晰地看到，猎手和猎物，几乎都是复杂性创伤的幸存者，只是他（她）们选择了成为不一样的人生角色。
复杂性创伤综合症
《危险关系》剧集开篇，镜头定格于一片苍茫海域。海水沉郁，浪潮不断奔涌、撞击、消散，循环往复。
海洋潮起潮落，似乎具有强大的席卷和吞没个体的力量。就像复杂性创伤被激活时，对个体造成的情绪淹没式的冲击和影响。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指的是一个人在经历了长期、反复的人为创伤后，形成的一种精神障碍。
CPTSD是一种更为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它最为常见和棘手的五个主要症状分别是：情绪闪回、毒性羞耻感、自我遗弃、恶性内在批评和社交焦虑。”
首先，复杂性创伤幸存者极易产生痛苦的情绪闪回。
“情绪闪回是一种突然发生，且持续时间较长的退行，幸存者会退行至遭受虐待或遗弃时所产生的强烈的情绪状态。这些情绪可能包括恐惧、羞耻、愤怒、疏离、悲伤和抑郁，甚至出现不必要的战或逃的反应。”
女主角颜聆（孙俪饰演），十四岁时，身为海员的父亲回家探亲，外出给她买生日蛋糕的路上，发生车祸而突然去世。承受丧父之痛，但母亲把父亲的意外，全部怪责于女儿。在父亲的遗像前，给了女儿重重一巴掌，造成了她慢性耳鸣的后遗症。
一旦颜聆感受到外部压力，严重的耳鸣就会发作，其实那是她在创伤的情绪闪回中，强烈而复杂交织的各种情绪涌现时，在躯体层面呈现的症状。
父亲去世后，他的下属丁志波走进了母女俩的生活。为了女儿有更好的前途，母亲把颜聆主动交托到丁叔叔的手中。
他精准捕捉颜聆对父性客体的连接渴求，逐步诱导、侵犯未成年的她，将权力剥削包装成跨越年龄的美好爱情。又在颜聆年纪渐长，青春消退时，转移去捕猎其他未成年少女，将其无情抛弃。
颜聆最严重的一次情绪闪回，险些危及生命的，是丁志波功成名就，但身患绝症之后，又想重新操控颜聆，他为颜聆所就职的大学设立奖学金，但点名要求她担任委员会负责人，颜聆夹在学校和丁志波的双重压力之下，被迫任职。
在开车回家的雨夜，那种再次被权力裹挟和操控的痛苦，令她在后视镜中，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成年时，在汽车的后座上，被丁志波诱奸的场景。羞耻、愤怒、无助和恐惧，种种强烈的情绪混杂着，彻底淹没了颜聆的意识。
情绪闪回会激活神经系统激烈的战或逃反应，使交感神经过度兴奋，令身心处于失控状态，无法感到放松和安宁。
颜聆偶遇丁志波带两个未成年少女去国外演出，当年丁志波带她去省城读书的情绪闪回瞬间席卷而来，颜聆奋不顾身地上前阻止，劝说女孩们下车，像个歇斯底里的女战士一般，用身躯去阻挡汽车驶离。
颜聆剧烈的战反应，不仅是在保护现实中的两个女孩，也是绝望地试图阻止当年弱小无助的自己，被有着病态情欲癖好的丁志波，带离纯真的少女时光。
她的挺身而出，被围观群众拍下了视频，放上互联网。丁志波为了维护个人名誉和集团利益，将当年颜聆写给他的信件，曝光于公众视野，污名化受害者。她反而成了主动勾引丁志波的始作俑者。
孤立无援的颜聆，像个婴儿，蜷缩进浴缸里，全身颤抖，重复地低吟着：“明天就会好起来，明天就会好起来”。此时的情绪闪回，几乎将颜聆逼入绝境，神经系统做出的逃反应，是她能凭靠的唯一抓手，避免自己彻底崩溃。
多年来，颜聆在遭遇重大挫折，而无法应对时，比如被丁志波抛弃、闺蜜自杀，她就会酗酒，把自己灌醉。这是情绪闪回时，神经系统的僵反应，麻木地陷入解离状态，无助地隔离痛彻心扉的痛苦。
而每一个复杂性创伤的幸存者，内心深处都活跃着一个过度严厉的批评者。
年幼的孩子需要依靠父母的养育才能存活下来，如果父母未提供安全的连接和关爱的反馈，孩子会在被遗弃的恐惧与焦虑中挣扎，那逼迫自己变得完美、避免犯错、迎合父母的期待和要求，是孩子能采用的唯一适应策略。
这些内化于父母的批评和要求的声音，逐渐成为孩子内心里固化的批评者，对自己非常敌对和刻薄。
颜聆的母亲是教师，平常的家庭教育较为严厉，父亲出事后，母亲对她充满怨恨，经常言语攻击她：“你怎么这么自私？你眼里只有你自己。是你害了你爸。”
年少的颜聆认同了母亲的批评，对自己也越发憎恨、厌恶和贬低，当自我批评恶化成很恶毒的内在声音，当事人往往会自我遗弃，就像剧中十四岁的颜聆，选择跳河自尽，来惩罚自己，并试图摆脱内在无处不在的自我批评。
长期的恶性自我批评会引发毒性羞耻感。毒性羞耻感能彻底摧毁人的自尊。
颜聆对精神科医生罗梁有好感，但不敢接受对方的示爱，不仅是自己受过情爱的伤害，心存防备，更是她之后对罗梁表白时所说的，她认为：“我不配”，“我很糟糕”，她不配拥有美好的爱情。
年少时，她把对父亲无尽的思念，寄托于对丁志波畸形的迷恋，并将之误认为爱情，是她在心中种下的羞耻之毒草，无法拔尽，难以消除。这也成为婚后，罗梁能精神操控她，扎向她脆弱伤疤的利刃。
而剧中所有被男性（徐枫和罗梁）成功实施精神操控的女孩们，都是低自尊的，一旦男友在她们的毒性羞耻感上再踩一脚，她们便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比如颜聆的学生李长宁，父母重男轻女，把培养女儿读大学，当成赔钱的生意。
她把自己活成保姆一样，体贴地照顾男友的起居日常。卖卵赚钱，买高价手机，送给本是富二代的徐枫。卑微地乞求对方的认可和喜爱，但最后被他咒骂成配不上自己的乡巴佬。
若不是颜聆一次又一次地挽救她、鼓励她，恐怕李长宁也会像那几位被罗梁成功“甩尾”（自杀）的女孩们，走上绝路了。
还有“冰上女王”谢珂，曾是花样滑冰舞台上耀眼的新星，因为和罗梁的情感纠葛，不甚在比赛时失误，造成残疾。
在她人生最为黑暗和脆弱的时刻，千里迢迢找到男友。但已有新恋情的罗梁，将她的毒性羞耻感当成武器，无情地递到她的手中，“你看看你自己，你还像个女人吗？”罗梁拍了拍她残废的双腿，转身离去。
“毒性羞耻感会发展为极度痛苦的自我疏离，让人陷入混杂的被遗弃感，仿佛身处被全世界抛弃的绝望的深渊。”非常无助和无望的谢珂，没有求助、没有自救，而是选择自我遗弃（自杀），把自己永远留在了，曾经带给她荣耀和爱情幻觉的比赛场馆。
拯救者还是施虐者？
男女主角颜聆和罗梁，都是复杂性创伤的幸存者，但颜聆会更幸运一些，她在年幼时得到了父亲的关爱和指引。丧父后，被母怨恨，在决定放弃自己的生命时，闺蜜简蕾蕾又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
她在十四岁之前，也就是搭建人格结构的关键时期，已然完成了滋养性好客体的内化，构建了人生永久性的内在力量。
父亲会无条件地容纳她的需求，允许她表达真实的自我。十四岁生日时，父亲为了满足她吃到喜欢口味的蛋糕，冒雨骑车去买。虽然父亲因此遭遇车祸，令颜聆背负沉重的愧疚，但也让她内化了核心信念：我的需求是值得被看见、被珍视、被好好对待的。
父亲是远洋货轮的船长，带她见识外面的世界，给予积极正向的指引。父亲会教她用机油抹脸防晒、吃鱼补淡水，如何在最危难的时刻，坚韧的生存下去；
父亲还会教她，怎么用手表的时针去辨别方向，就算陷入迷失，也不放弃寻找出路；
父亲教她，如何躲避风浪，“再大的风浪都是可以被战胜的。风浪再大，再凶险，都不能放弃。不能松开手中的舵。”
父亲向颜聆示范了健康的亲密/亲子关系：温暖、包容、尊重和鼓励。而颜聆也内化了父亲这个恒定的滋养性父性客体，成为她内心永不消逝的指引光明的灯塔。
即便之后，她长期处在被指责、被剥削、被操控的各种扭曲关系中，父亲为她所搭建的结实的心理底座，稳稳地托举着她，使她未曾遁入彻底的黑暗。
父亲是她认同和内化的力量源泉，不仅支撑她抵御创伤、羞耻和操控，也推动她帮助和拯救身边所有类似受创的女孩。
同为复杂性创伤幸存者的罗梁，却成了对异性进行精神操控的施虐者。
深耕于复杂性创伤治疗的美国心理学家皮特·沃克认为，情感忽视是造成CPTSD的核心伤害。孩子若长期缺乏父母的照顾和关爱，会体验到情感上被遗弃，内心产生难以忍受的空虚感，容易感到焦虑和恐惧。
父亲在罗梁的早期生命中，就是纯粹的迫害性客体，父亲工伤残疾后，把所有的怨恨和暴怒，全部都发泄在家中最幼小的儿子身上，咒骂和殴打是罗梁时不时要承受的家常便饭。
随时会降临在他身上的攻击、羞辱和疼痛，让罗梁内化了这样的父子客体配对——残暴的父亲和弱小无助的孩子，而他也渐渐向父亲这一攻击者认同，内化了一套关系的模板，即强者可以任意剥削和虐待弱者，唯有掌控和压制对方才是有力量的。
而母亲性格软弱，眼见儿子被父亲虐待，却从来不给予保护。母亲是婴儿最初的心理容器，容纳和代谢孩子所有痛苦难耐的情绪。
但就像父亲去世后，罗梁向颜聆提到的，母亲上吐下泻，他其实是在描述自己内心中，那个没有能力去涵容和消化情绪的母性客体，也是现实中无力共情、安抚和庇护子女的母亲。
童年时，姐姐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依靠和温暖。为了保护他，姐姐勇于对抗父亲。并一直鼓励罗梁好好读书，考取博士当医生。
但长期来自于父母的情感忽视和虐待，让罗梁深受湮灭焦虑的折磨，需要和姐姐一直处在融合共生的状态，希望永远占有姐姐。当姐姐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恋人，想离家开启独立人生时，罗梁完全无法承受分离焦虑。
第一次，他报警姐姐的男友藏毒，姐姐因为包庇罪，被抓去坐了几年牢；第二次，因为看见姐姐手臂上纹着男友的名字，病态的占有欲，驱使他放任姐姐沉入湍急的河水，亲手毁灭了内心唯一的好客体。
医科大学时期，因为被初恋女友诬告强奸罪，坐了三年牢。自此以后，女性便意味着会背叛他、遗弃他、伤害他的迫害性客体，必须先发制人，通过精神操控、贬低、否定、羞辱打压，将对方打造成只能依附他，永远不会离开他的替代性姐姐。
剧情的结尾，颜聆和罗梁迎来终极对决。此时，两个重要的道具，同时同地在场，象征着两个人都承受创伤，又截然不同的精神世界。父亲送给颜聆的海螺、姐姐送给罗梁的笔筒。这两个道具，都是他们俩和生命中重要亲人连接的过渡性客体。
罗梁一直将笔筒带在身边，实现了姐姐对他的期待，读完博士，成为精神科医生。颜聆则在失意和迷惘时，将海螺放在有耳鸣症状的耳边，仿佛进入了和父亲重遇的心理过渡性空间，尝试着一次又一次地修复自己，努力做个“好妈妈、好老师、好人。”
罗梁用笔筒，砸死了最后一任被他操控的女友，乔子珊的母亲。形状酷似心脏的笔筒，因此有了一个破损的缺口。这个缺损的心形笔筒，就像罗梁内在缺乏正向滋养资源的空虚自体，只能靠掠夺女性的自体价值，来维持自己高高在上、被仰慕、被需要的全能假象。
靠着笔筒这个线索，颜聆揭露了他的罪行，恼羞成怒的罗梁，告知颜聆，母亲是被他设下计谋给害死的。他故意激怒颜聆，希望将她拉下水，成为和他一样的施暴者。
颜聆砸向他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手中父亲送给她的海螺，再一次提醒她：要辨别方向，要稳住手中的舵，要朝向光明。
皮特·沃克在其专著《不原谅，也没关系》中，鼓励有着复杂性创伤的读者，“真正的康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往往前进两步就会后退一步），而非一蹴而就的救赎幻想，所以不要因为出现闪回而自责。”
正如颜聆在大结局的公益演讲中所说：
“其实直到今天，我依然会觉得痛，依然会从噩梦中惊醒，我甚至会担心，这道伤口会不会一辈子都好不了。
但我还活着，就代表这道伤口还不足以致命。真正会摧毁一个人的，是向伤口屈服。
我们可以带着伤口好好生活，也可以带着伤痕去爱人。
因为从伤口里慢慢长出来的，一定会是更坚韧、更强大的肌肉。”
责任编辑：日月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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