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弗洛伊德谈“性”时，他到底在谈论什么？
时代潮流总是简化前人的思想，弗洛伊德自然也不能幸免。当代心理学人提起弗洛伊德，往往对其开创性表示尊敬，对其学说本身却没什么兴趣，甚至还抱有一些蔑视与敌意。
他的理论架构过于恢宏，不仅试图科学地解释人的精神，还试图解释人的文明，所图甚大，却又无法真正融入科学的话语体系，一句“不可证伪”成了心理学界对他的盖棺定论。
倘若只是如此，“弗洛伊德”这个能指带来的争议和反对不会如此激烈。不可证伪的学说多如牛毛，它们的宿命往往落在了“不值一提”这四个字上。
但弗洛伊德的命运不同，他总是被提及甚至被鞭尸，究其原因，还是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在自动地坚持着。而这种坚持不为人们所喜，精神分析因其无意识理论而与人的理性相悖，因其幼儿性欲理论而与人的道德相悖。
然而恰恰是这两个理论相互交叉，构成了精神分析理论大厦的根基。由此，人的理性和道德抵抗着弗洛伊德。
但是，无意识和幼儿性欲并不是某种假设，而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时至今日，这已无需再多证明。
梦、口误、过失行为和强迫性重复，它们彰显着理性的失败和无意识的存在。至于幼儿性欲，更是妇孺皆知，试问哪个母亲在照料孩子的岁月中，没有见证过孩子天真的性好奇，以及五花八门的性活动呢？
这原本没什么可惊讶、惊诧甚至惊恐的，可是当我们以成人的观念加以看待，事情就猛然复杂起来了。
到此，我们可以进入这篇文章的主题，来尽可能全面地聊一聊，当弗洛伊德谈“性”时，他到底在谈论什么？
幼儿性欲的非道德
“谈性色变”这个成语是大人的专属，更确切的说，是性启蒙之人的专属。我们需要在能指的维度讨论一些词。“纯洁”的反义词是“肮脏”，如果在大人看来，儿童是纯洁的，那么大人就是肮脏的。
在性的意义上，说儿童纯洁意味着说儿童无性，说大人肮脏意味着说大人乱性。这两个词都是道德判断，前者是道德的，后者是不道德的。但是，“性”这个词，怎么就和“道德”挂上了钩呢？
道德是一种观念，性启蒙是性观念的启蒙。要回答上面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剖开性启蒙之人的脑袋，看看他们脑子里都装了哪些性观念。
一提到性欲，人们会想到性交、做爱、手淫、自慰；如果加上道德判断，则是色情、下流、淫荡、猥琐；再加上合法性，出轨、嫖娼、强奸、乱伦；若论快感，则是高潮、性癖、阳痿、再来一次。这些词远不是性观念的全部，这就是成人世界的性欲。
因此，当他们听到弗洛伊德说孩童也有性欲，性是人一切行为的根本动机时，这叫他们如何受得了？
然而，性观念只是“性欲”的三分之一，另外两个三分之一是性别认同和身体性兴奋。这并不是弗洛伊德对性欲的定义，而是我做的简要总结。
三个部分都会在孩童身上发生，但顺序不同，最初是身体性兴奋，然后是性别认同，最后才是性观念。更确切的说，身体性兴奋和性别认同在婴幼儿那里发生，性观念在儿童和青少年那里发生。
倘若，性观念蕴含一个人的性幻想、性评判和性感受，那么性别认同就是一个人产生这些性观念的前提位置，他或她是在女性的位置上幻想、评判和感受“性”，还是在男性的位置上幻想、评判和感受“性”？
人的性别认同在两三岁就可形成，这个过程很复杂，它当然涉及生理性别，但也受父母欲望的影响，更与生命早期和照料者（原初大他者）的感官互动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把性别认同称为“性化”，父母以自身的爱欲性化了孩子的身体与身份。
终于来到了本文的题眼，身体的性兴奋。当弗洛伊德谈论“性”时，无论是究其根本性还是原初性，他都是在谈论身体的性兴奋。让我们先定一个基调：弗洛伊德谈论的性是幼儿性欲，幼儿性欲的源头是婴儿身体的性兴奋。
现在，让我们更为细致地谈论“性兴奋”。在这里，“兴奋”一词不是指我们的情感，而是身体的生理反应，例如交感神经兴奋。因此性兴奋与性观念和性化有着根本的不同，倘若性观念和性化是符号界和想象界的产物，那么性兴奋就是实在界的产物。
它具有生物性，或物质性。在弗洛伊德看来，性兴奋作为对身体刺激的反应，会让机体累积某种紧张感，当这种紧张感被释放，就会带来性快感。这就是性欲的冲动环路。如果想想做爱的前戏与正戏，便能更好地理解这里所说的紧张感与性快感。
然而问题来了，婴儿根本就无法做爱，怎么会产生性兴奋？这涉及观念的澄清。弗洛伊德强调，像做爱这种生殖器性行为，是幼儿性欲发展到青春期的结果，在幼儿时期，性欲是“多形倒错的”。
所谓“多形”，是指幼儿的性欲有各种形态，性兴奋可以围绕身体表面的不同区域和孔洞产生，并以各种方式获得性满足。
例如，当婴儿吸吮母亲的乳头，他的感官感觉不只有奶水流过口腔流经食道流进胃里带来的饱腹感，还有吮吸动作中口腔粘膜与乳头的接触带来的感官快感。婴儿在不饿的时候仍会习惯性地做出吸吮动作，有时是吸吮空气，有时是吸吮手指。这种重复旨在不断获得体验过的快感。
同样，当婴儿排便，他的感官感觉也不只有粪便从肠道排出的放松感，还有粪便摩擦肛门粘膜带来的快感。因此，便秘和腹泻作为身心现象，自然不可忽视其中的快感因素。
再比如皮肤，弗洛伊德用“快感区/发欲带”指出，不只是生殖器区域，婴儿皮肤表面的各个区域都有可能产生性冲动的环路，只看照料者与他的身体互动具体是怎样的，或者说照料者的爱欲更多投注在哪个区域。
如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所说：
“事实上，与看护人互动的过程，正是孩子们无穷无尽的性兴奋和快感区性满足的来源，而后者——通常是母亲——往往还对自己的孩子关爱有加，她们抚摸他，亲吻他，摇晃他；
事实上，在看护人的眼中，孩子也成了性对象的替代物，她们对孩子的情感，也来自自己的性生活。”
因此，幼儿性欲并非成人通常认为的生殖器性欲，更非插入与被插入的性欲。
幼儿的生殖器还未发育成熟，但这并不影响幼儿在与大人的互动中，在对自己身体各式各样的自淫行为中，获得感官快感。生殖器性欲并非人的原初性欲，而是原初性欲发展的结果。并且，即便成人，也仍然残留着性欲的多形倒错。
如此，“倒错”一词，便是以成人视角看待幼儿性欲，站在性欲发展的末端看待性欲产生的阶段。在发展的意义上，幼儿性欲是倒退的、颠倒的，如果它因各种原因停留在这个时期，没有发展到生殖器性欲，那便是错误的。
仍然需要澄清观念。我们可以说，幼儿性欲本身是“非”倒错的，就像它是“非”道德的一样，因为这些用以描述和判定的词语，是人进入语言的产物，是语言覆盖身体感觉的产物，而性欲本身，就其感官本质而言，是前语言的身体快感。
弗洛伊德提出的快乐原则（快感原则），也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
但这里需要一次辨证。前语言的身体快感恰恰是在大他者欲望的场域中生成的，即弗洛伊德所说的与看护人互动的过程。它不是生物体的自然过程。因此大他者的欲望，或者说大他者爱欲投注的形式与力度，自然会塑造幼儿的感官快感，影响其后来的性欲发展。
力比多理论，或“泛性论”
“泛性论”这个词，是公众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又一次盖棺定论。人们认为精神分析粗暴地用性来解释人的一切精神机制与行为，这种指责的潜台词是，人的崇高怎可被如此玷污？理性的人接受人既有精神性，又有动物性，但他们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恰恰是其精神性超越了动物性。
因此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在他们看来，就像是在说，人总是被自己的下半身控制着。
其实，“泛性论”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弗洛伊德确实在用他的力比多理论解释人的精神与行为，甚至解释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压抑与升华。但它与理性人的设想不同。
首先，我们已经论述过，性欲不只局限于下半身，这是成年人对性欲的狭隘体验；其次，性欲并非“控制”着人，它作为原初的快感获得，就像地基一样，各种爱欲关系、各种激情与理念在其之上叠加、演变，构成了一个个独特的人。
那么，什么是力比多理论，这个地基是什么？
所谓的力比多（libido），是弗洛伊德为了衡量性兴奋的过程而提出的概念。因此这个概念只与性有关，弗洛伊德强调这一点，因为荣格切断了力比多与性的关联，其认为作为地基的原初心理能量是非性的。
在弗洛伊德的假设中，力比多是一种在数量上时刻变化的性能量，是性冲动的力。
它有定量，有方向，可以分配和转移。它可投注于自我，也可投注于对象。一方投注过多，另一方自然减少。这就是对象关系的原型，再次强调，这个对象是性对象，并且起初不是人，而是部分对象。
我们很容易在爱情关系中看到力比多的流动：我太爱她了，以至于我无法爱自己，甚至愿意为她而死——力比多的对象投注；我太爱我自己了，以至于对别人不感兴趣——力比多的自恋投注。
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弗洛伊德便是用力比多理论解释了爱情、催眠以及群体中的认同机制。
但是，为什么我从性谈到了爱呢？并且还用爱来解释性冲动的投注？
这时候，“爱欲”（Eros）这个词便可以引入了。它是爱与性的混合，并且在弗洛伊德看来，性冲动是爱欲的源头。母婴关系从来都不只是爱的关系，而是爱欲关系。爱欲当然可以分裂为温情和肉欲，但这是大人的分裂，不是孩子的。
因此孩子对父母的爱总是以力比多的投注为基础，它会让我们依恋、爱上被投注的对象，而爱本身也可以还原为性冲动。让我们引用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的一段话：
“儿童对父母和照顾者的所有感情，能够很自然地转化为表达儿童性冲动的愿望。
孩子从这些他所爱的对象那里要求所有他所知道的爱意表现；他想亲吻他们、触摸他们、看他们；他对他们的生殖器充满好奇，并希望在他们进行亲密的排泄活动时陪伴在旁；他承诺要和母亲或保姆结婚——无论他对婚姻的理解是什么；他还计划给父亲生一个孩子，等等。
这种儿童爱的初步形式，在典型情况下表现为俄狄浦斯情结，从潜伏期开始便遭遇了压抑的浪潮。剩余的部分表现为纯粹的情感联系，涉及相同的人，但不再可以描为‘性’的……
无论何时我们遇到情感感受，它都是对一个完全‘感官’的对象联系的继承，涉及到特定的人或该人的原型（或意象）。”
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的理论野心。力比多理论不仅解释了人的性欲发展，还解释了人的关系变迁。它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基础，也是无意识理论的基础，更是其地形学（它我、自我、超我）的基础。
在个人层面它解释了人的精神症状，在群体层面它更是解释了文明的症状：
“性冲动很难被驯服，对性冲动的驯化往往不是助纣为虐，就是适得其反。在这方面，文化成就的取得总是以丧失一部分乐趣为代价，一部分性冲动被人为搁置，使得性行为总是存有遗憾。在文化的压力下，性冲动无法正常释放，从而必然导致种种不满。
但换句话说，也恰恰是在文化的要求下无法得到彻底满足的性冲动，成全了我们最伟大的文化成就。借助升华作用，许多性冲动的成分不断发生转化，成了文明的成果。
如果人类的性冲动完全得到了满足，他们又怎么会将性动力用作他途呢？那样的话，他们肯定陷身于性交的乐趣中难以自拔，文明的进步也就无从谈起了。”
——《情欲生活中最普遍的降格》（1912）
在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泛性论也不为过。
但是，为什么“泛性论”这个能指会被用来遮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呢？倘若我们已经对其论述的“性”做了澄清，为什么我们最初从母爱中获得的感官快感要被轻视至此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性，就是那么不堪吗？
对此，我只想引用三段话，作为回应，也作为本文的结束。每一位精神分析临床工作者，都应当在其中审视“性”这个词的临床意义。
“母婴之间带有情感色情性的非生殖性行为，有助于通过感官体验带来的高度存在感，创造婴儿的身份。
当母亲和婴儿之间有真正的联系时，它是高度性化的——两难的是，一方面婴儿需要它，而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母亲必须使它去性化。她想要抽离的唯一方法就是唤醒她与丈夫的性联系。
重要的是，孩子与母亲的分离必须是基于性的基础，它让她们一起兴奋，身体的连接、身体的愉悦和高潮的被含在嘴里的乳头，是母亲和孩子都必须放弃的。”
——《了解婴儿在第一年看护关系中的性欲》
“即便这些母亲对于性冲动对整个精神生活的意义及其道德和心理成就有更多的了解，她们也仍然无须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
她们的所作所为，是在尽自己教会孩子如何去爱的职责；她们的孩子，理应成为一个性需求旺盛的能人，并在生活中兑现性冲动的要求。”
——弗洛伊德《性学三论》
“精神分析将这些爱的冲动称为性冲动，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起源。大多数‘有教养’的人将这种命名视为侮辱，并通过指责精神分析为“泛性论”来报复。任何认为性是对人性有辱的事物的人都有权使用更为文雅的表达，如‘爱神’（Eros）和‘情欲’（erotic）。
我本可以从一开始就这样做，从而避免许多反对。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喜欢避免对胆怯的让步。你永远不知道这条路会把你带向何方；你首先在言辞上让步，然后逐渐在实质上也让步。
我看不出对性羞耻有什么值得的；希腊词‘Eros’，虽然用来缓和侮辱，最终不过是我们德语中‘Liebe’ [love]的一个翻译；最终，懂得等待的人无需做出让步。”
——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
（全文完）
责任编辑：日月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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