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伦理：我们与世界是怎样的关系？
我们与世界是怎样的关系？
我刚开始从业时，先参加了中挪班的课程。当时有一个两天的工作坊，由一位北欧的老爷子Anders负责讲。Anders是当时整个外教团队里个儿最高的，目测一米九左右，样貌庄重严肃，典型帅气的北欧人。
当时他讲了一个做了八年的个案，其中谈到一个诠释。我对他的诠释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地举手提问，说了我的看法。Anders很真诚地说，只是因为他的诠释起作用了，但并不代表我的诠释不对或不会起作用。
Anders是IPA训练分析师和督导师，年长资深的外教，工作坊的主讲，我是刚从业不久，参加工作坊的学员，我们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不可置疑的权威与恭顺聆听的学生之间的关系？亦或是一种分享交流、可以对话的关系？
在我们的关系里，似乎他不需要把自己树立和维护在权威老师上，我不需要把自己放在毕恭毕敬的学生上。
在一个长程课程的团督里，经常出现团体成员焦躁不安、困倦、走神、三三两两各自讨论的情况。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团体督导变成了团督老师的个体督导，主要都是他在问报告者问题，以及讲述自己的理解，团体成员缺乏机会表达、交流、和互动，参与不了团体。
在这里，团督老师和团督成员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没有关系，又或者说，团督老师只和报告者有关系，而团体成员被排除、遗忘在团体关系之外。团体成员无法说话，无法对话，成了游离在团体之外、找不到回家的路、被遗弃的孤魂，回头想来细思极恐。
我曾经听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是一位精神科医生讲的。他说:“我最擅长做临床治疗，可惜病人不听我的。”这恐怕是连上帝都不敢说的话。
我曾经疑惑地问一些基督教朋友，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为什么他不能一句话就让大家信奉祂皈依祂，一句话就消除这个世界的各种苦难，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呢？朋友笑而未答。
我后来知道，基督教也强调人有自由意志。如果人没有自己做出选择，上帝无法给予救赎的恩典。
在圣经里，记录了不少与上帝对话的人物，比如建造方舟的诺亚，献祭儿子的亚伯拉罕，制定律法的摩西，和上帝摔跤的雅各等等。在基督教看来，人与上帝之间是什么关系？至少包含着对话关系。
可以想象，正如在那个团体督导里，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无法说话，我们将会窒息；如果我们无法对话，我们将会窒息。人的自由意志，说话，对话，是连上帝都不忍，或无法剥夺的东西，或必定赐予的东西。
对话关系
我们与世界是怎样的关系？是权威还是对话？是强权还是对话？是对错还是对话？是输赢还是对话？
在机构的一次读书学习会上，我提出了我的一个观点，负责人问我，我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说这是我的思考，她立即说我这个观点不行。
我们没有就此做进一步的讨论，也许是因为他在那种权威、资深的前辈位置上和断然的态度，给我一种只有从某本书、某位专家那里来的观点才是行的感觉，并且不容反驳。
一个有名的课程的组办方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做课程的宣传推广，开了一些体验课。体验课进行到结束提问环节，大家提出能否改进授课的方式，让课程更加生动易懂。
负责人似乎呈现出某种高坐在台上的姿态说：“我们之前在别的地方一直都是这样授课的，你们不要只想着要我们低下来适应你们，你们要跳起来够着我们。”
对话关系是一种平等对话、开放、尊重、参与性的关系。
对话关系是一种主体性的关系，主体性的关系意味着，对方是一个主体，这固然是的，我们自己也是个主体，这必然也是的。
我们不仅需要尊重对方这个主体，也需要尊重我们自己这个主体。对话不是为了说服对方或证明自己，而是为了倾听、理解、碰撞、学习和创造。
对话是一种连结，以一种能释放彼此创造力的方式，把各个主体连结起来。没有对话，就意味着损失了重要的主体间的创造力和资源。就如马丁·布伯所说，“对话是“我-你”的关系，而非“我-它”的关系。”
“我-你”是彼此均作为主体共同参与，相互影响，相互成就的关系，“我-它”是主体与对象，认知性、功利性、工具性的关系。
拉康精神分析讲他者，儒家也讲他者，但儒家的他者和拉康的他者不同。
拉康的他者也即大他者，是一种客观、理性、具有绝对权威、象征秩序的存在，有点缺少情感和生命的温度，有种冷肃的空洞。
儒家的他者是另一个主体，我与他者是主体间的关系。儒家的这种关系也是一种对话关系，它讲仁道，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讲恕道，包容原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儒家的对话关系讲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意味着主体既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差异性，又尊重对方的独特性、差异性，建立和合协作的关系。
同而不和意味着表面上一致认同，实际上各种冲突争斗。相似与差异，和谐与冲突，形成关系中的合力与张力，迸发生生不息之创造力。和而不同带来创造，同而不和带来破坏。
精神分析看对话关系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要建立对话关系并不容易，双方需要修通自身的自恋、超我和竞争的议题。
如果有自恋性的议题，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可能会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
差异仿佛代表着被贬低、被否定、不被喜欢、不被需要、被抛弃。差异意味着分离和丧失，意味着和原初完美客体-母亲的分离——我们竟然不是完美一致的合一体，而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如果有自恋性的议题，他人的好可能会让人嫉妒，因为他人好就代表着自己糟糕——凭什么他是好的，我是坏的？他人的好甚至可能会让人嫉羡——我得不到的东西，我宁可把它毁了，谁也别想得到。
如果有自恋性的议题，那么可能会出现全好全坏、非此即彼，要么是理想化的全然的好，要么出现了瑕疵，就变成了全然的坏。
对话关系意味着允许和拥抱差异，相互欣赏和借鉴，容纳多元的、丰富的视角和可能性，而自恋性的议题会导致难以做到这些。因此需要修通自恋性的议题，促进自恋发展至更成熟的水平。
超我的议题是指，当超我处在越早期、越原始的阶段时，就越刻板、强迫，越严苛、暴烈，甚至越施虐、残忍。
需要指出的是，超我不仅会指向自己，也会指向他人，因此既可以对自己刻板、强迫、严苛、暴烈、施虐、残忍，也可以对他人刻板、强迫、严苛、暴烈、施虐、残忍。
超我和内在客体的区别在于，超我属于自体的一个部分，被体验为就是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而内在客体则属于非自体的一个部分，被体验为内在的一个他者，自己迫于对这个内在他者的要求、谴责和惩罚的恐惧不得不这么想，这么做，而自己本身不是这么想的。
对话关系是包容的，不是严苛的、残酷的，它行的是仁道、恕道。
竞争的议题，这里是指达到俄狄浦斯期的竞争，而非自恋性的竞争。
俄狄浦斯期竞争和自恋性竞争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为了争得想要的东西，目标是对象，属于冲突层面的议题，后者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好的，目标是自己，是维护脆弱的自尊，属于结构层面的议题。
我们经常需要分辨来访的困扰是冲突水平上的困扰，还是缺陷水平或者说结构水平上的困扰，不过实际上这两者不一定能那么泾渭分明。
冲突之下往往有结构的薄弱，结构的薄弱之处常常有冲突的失衡，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包含。
俄狄浦斯期竞争，或者说冲突性竞争的关系会妨碍对话关系的建立，因为对话关系是合作共赢、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是一起把蛋糕做大，从而分享更多的蛋糕，而竞争关系是你争我夺，是把现有的蛋糕尽可能多地占有在自己手里。
对话可以疗愈创伤，促进发展。
在咨询师和来访的对话过程中，来访逐渐能够看到和理解内在冲突的失衡，以及结构的薄弱之处，能够发展出更多、更具适应性的协调冲突的方式，为内在各个冲突的部分建立持续进行的对话，而对话过程能为来访内在结构的薄弱之处提供看到、理解、交流、转化、学习、发展的促进性成长环境。
对话关系不仅存在于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上，而且存在于我们的心灵、身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上。
在临床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疑问，困扰已经被看到，原因已经被理解，感受已经被体验，为什么变化仍未发生？又或者虽有改变却反反复复，总不充分？
冲突失调之下有结构薄弱，结构薄弱之中有冲突失调，修通、疗愈的过程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水磨功夫。
冲突失调和结构薄弱不是脉络分明地集中在心身的某个地方，而是交织、分布在心身的各个角落，需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梳理、识别、修通和疗愈。
当修通一处冲突，可能与该处冲突对立的其他处冲突的力量会反扑，试图把人拉回原来的模式和状态里，这常常就需要一个来回拉锯、逐步推进和扩大战果的过程。
结构薄弱之处的增强就像身体的锻炼，需要一天天的练习而逐步变得健壮。我们的心智、人格、心身的修通和成长就是在对话过程中如此这般地逐步开展和发生。
谈到临床工作，我们也谈谈督导。在个体督导和团体督导中，督导与受督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是权威关系？强制关系？输赢关系？对话关系？
如果是对话关系，那么就意味着督导和受督之间是平等、开放、尊重、互为主体、我-你、共同参与、相互影响、相互成就的关系，是和而不同的关系，是仁道、恕道的关系。
督导能以开放的态度和框架来倾听、理解、交流、学习、综合受督的想法和感受，受督能以开放的态度和框架来倾听、理解、交流、学习、综合督导的想法和感受。
由于督导与受督的关系往往容易天然地带着某种权力性，因此常常需要督导率先建立和传递出对话的氛围，比如督导以开放的方式提问，非评判地回应和综合受督的回答，接纳多元化的见解，鼓励交流和碰撞。
如果督导希望帮助受督更好地抱持、涵容和理解来访，那么督导在督导关系里以身示范，抱持、涵容和理解受督，受督能从亲身体验中得到更直接、深刻的理解和学习，并内化为自身的资源和能力，获得深度的学习和成长。
在一个家庭里，妈妈做孩子的容器，而爸爸做妈妈的容器，将给妈妈和孩子都带来莫大的支持。在临床中，受督做来访的容器，而督导做受督的容器，也会给受督和来访都带来莫大的支持。
深生态关系
更深一层地看，对话关系是一种深生态关系。
说到深生态，就有浅生态，它们之间有何区别？
简单地讲，浅生态主义是指人类把自身与自然区分开，人类为了自身的福祉而管理自然，深生态主义是指人类把自身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为了这个整体而保护或治理这个整体。因此，浅生态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深生态主义则是整体主义。
对话关系是非自我中心的深生态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对话关系，深生态关系，没有谁高谁低，谁尊谁卑。
儒家讲“民胞物与，万物一体”，是指天下之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姐妹，天地万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我与世界宇宙同一。庄子豪情万丈地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深生态关系不是只强调整体，而弱化甚至抹杀个体，而是个体与共同体、整体并重并进。
儒家讲仁是觉和健，觉是指感通万物，与万物为一体，健是指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儒家既追求实现天下之大治，亦追求成就个人之道德主体，二者并非矛盾，而是相辅相成。
最高的道德主体境界，是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境界。
《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我们与世界是怎样的关系？是权威还是对话？是强权还是对话？是对错还是对话？是输赢还是对话？我们需要怎样的关系？
上述也许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或者可能性——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也许可以不是现在的这样，而可以是我们需要的那样。
我们无法决定对方以何种方式与我们相处，但我们可以决定我们以何种方式面对对方，与对方相处。我们与世界可以是主体性的关系，可以主动、自主，做出自己的选择。
对话关系是一种具创造力的主体性的深生态连结，我们与世界也应是这样一种关系。也许这既是我们需要的，也是我们可以拥有的一种关系。
现代的人类文明已经走向对话文明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之间开展广泛、深入的对话。
全球化、地球村不是以一种文化、一个种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统天下，不是东方、西方的某一方一统世界，不是自然科学、精神科学的某一科学一统思想。
我们需要的，以及可以拥有的，必定是一个百家争鸣，万壑竞流，和而不同，欣欣向荣的大文明世界！
责任编辑：日月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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