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培仲

策划：蔺秀云

编辑：周兆霆

排版：周兆霆

来源：微信公众号：婚姻家庭研究与咨询中心（ID：familybnu）

近两年来，90后、00后在育儿上开创出了“反向育儿”的新方法。这些家长的育儿思路是：“走孩子的路，让孩子无路可走”。在我们小时候，早上上学从来不会担心迟到，因为父母会比闹钟还准时，喊我们起床，甚至在赖床时直接把我们拉出被窝。但现在的孩子不仅需要自己订闹钟，有时候还要去喊没睡醒的父母，催促他们快点送自己上学。小时候的我们可能还经常挑食，对父母做好的饭挑三拣四，这不吃那不吃，但现在的孩子根本没有挑剔的机会，因为他们甚至需要给父母做饭。

适当使用“反向育儿”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孩子的自主性，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然而，过度让孩子承担成人应尽的责任、照顾父母需求，则会导致亲职化的现象，对孩子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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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亲职化

亲职化是指儿童青少年被迫扮演父母的角色，承担与发育阶段不符的成人责任(Boszormenyi-Nagy & Spark, 1973)。它反映了家庭中父母和儿童角色倒转的情况。一般而言，父母应该承担起满足孩子基本生理和心理需求的责任。但在出现亲职化的家庭中，则是孩子牺牲自己的需求，反过来满足父母或其他家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根据孩子满足父母或其他家人需求的类型，可以把亲职化分为工具性亲职化和情绪性亲职化(Boszormenyi-Nagy & Spark, 1973)：

工具性亲职化指的是孩子承担起父母的责任，照顾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以及日常生活需求，例如做家务、照顾兄弟姐妹或者老人、赚钱补贴家用等等。

情绪性亲职化指孩子承担了满足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的心理需求的责任，例如照顾父母的情绪，缓和家庭氛围等等。这些孩子甚至可能扮演父母的“心理咨询师”，倾听父母在工作、生活中的烦恼和心事，调解夫妻间的矛盾等等。

如何判断孩子是否出现了这两种亲职化现象呢？父母们可以试着设想一下在下面的情境中，孩子是否会有相应的反应。

作为父母，假如你的伴侣在纪念日这天由于工作忙，没有回家一起吃晚饭，而你对此很生气，与伴侣发生了争吵，你十分生气，在家里大发雷霆，这时孩子会忍住内心的不安，反过来安慰你的情绪吗？

由于十分生气，你没有心情再做今晚的晚饭了，孩子会牺牲自己学习或休闲的时间，主动去做晚饭，或者通过点外卖等方式帮你解决这顿晚饭，并帮忙洗碗刷锅或者收拾外卖垃圾吗？

如果两个问题的答案中有“是”的话，那么孩子就可能已经出现了亲职化的现象。在第一种情境中，如果孩子会来安慰父母的情绪，就有可能出现了情绪性亲职化。在第二种情境中，如果孩子会承担起成人的责任，帮助解决这顿晚饭，就可能出现了工具性亲职化。

但有的父母可能会对如何区分亲职化与“反向育儿”有疑问，似乎两者都是指让孩子多承担一些责任。那么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从担责的程度以及试图达到的效果上对亲职化与“反向育儿”进行区分。

“反向育儿”的父母会适当向孩子示弱，从而让孩子更多参与到家务中，以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与此同时，父母不会忽视孩子的个体需求。但出现亲职化的孩子往往长期承担着过重的成人责任，而父母让孩子承担这些责任也并非是为了锻炼孩子的能力，而是为了满足父母自己的生理或心理需求，甚至忽视了孩子自身的需求(Chase, 1998)。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也承受着很大的生理和心理负担，这会对他们的发展造成相当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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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职化对孩子的影响

01心理健康问题

亲职化的孩子看上去很懂事，像个“小大人”，但这种懂事是孩子通过长期压抑自己的情绪来实现的。这些孩子倾向于取悦自己的父母，且认为自己一旦表达需求和情绪，就可能会让父母不开心。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一边需要承受着与年龄不符的生理与心理负担，一边又需要不断压抑自己的需求。这很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例如抑郁、焦虑和物质滥用等等(Hooper, 2007)。

02人格发展问题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在这种经历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会形成一些不良的人格特质(Chase, 1999)。在长期的情感压抑状态下，他们可能会构建一个虚假的自我以迎合父母的需求，而无法形成健康、准确的自我认知(Hooper, 2007)。

同时，这类孩子由于习惯性地通过为他人提供帮助和满足他人需求来获得对自身的认可和肯定，逐渐忽视了自身原本具有的价值(Bowen, 1978)。这可能会导致孩子在成年后仍然过度在意他人的看法，渴望寻求他人的认可，表现为我们常说的“讨好型人格”，害怕冲突与被拒绝，情绪敏感且不稳定。

03人际关系问题

亲职化会让孩子形成不良的人格，这也导致他们在成年后更容易出现人际关系问题。经历亲职化的孩子往往希望获得他人的认可与肯定，因此习惯将他人的需求摆在首位，具有过度的责任感。这种过度的责任感往往意味着他们对自己需求的牺牲。因此，他们在成年后很容易陷入到不对等的关系中(Hetherington, 2006)。

这种人际关系问题在建立亲密关系时尤其凸显。经历亲职化的孩子在成年期往往很难与他人建立安全稳定的亲密关系。他们更有可能像小时候那样，过度渴望得到伴侣的认同，总是担心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害怕被抛弃，并因此不敢表达自己的需求，与伴侣形成焦虑型的亲密关系；又或者是害怕进入亲密关系，再承担起“照顾者”的角色，成为过度付出的一方，从而形成回避型的亲密关系(Bowlby, 1988; Mikulincer & Shav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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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育儿，避免亲职化陷阱

01明确父母责任，划清子女界线

首先，根据家庭系统理论，亲职化的本质是父母和子女之间边界变得模糊，子女被卷入成人的事务中，甚至与父母的角色发生倒转(Minuchin et al.,1974)。因此，想要避免育儿中的亲职化，父母应当明确自己作为成人应该去承担哪些责任，例如承担绝大部分家务、挣钱养家、承受工作压力、处理人际矛盾等等。这些责任应当是自己去面对的，不应当将未成年的子女卷入进来。

有时候，父母可能是由于自己无法独立承担这些责任，从而向孩子过度索取了生理或情感上的需求。这种情况下，父母可以尝试通过寻找其他途径的支持来帮助自己满足这些需求。例如，向朋友诉说工作压力、人际关系困扰；在家务繁忙或者生活压力大时，寻求亲戚或父母的帮助等等。父母应当有意识地避免将过重的责任分配给孩子，从而避免亲职化，更合理地进行“反向育儿”。

02尊重孩子发展规律，合理分配责任

此外，父母还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发展阶段分配适当的家庭责任，让孩子在锻炼自主性、独立性的同时不至于感受到过重的压力。有研究表明，让孩子拥有与年龄发展适当的角色可以帮助孩子从承担成人责任的经历中受益(Masiran et al., 2023)。合理的成人责任并不是给孩子带来过重的负担，而是起到积极的作用，锻炼孩子的能力，促进科学的“反向育儿”。

合理分配责任的关键在于与孩子的能力匹配，同时不影响到孩子自己的正常需求。孩子在认知、情感与生理的发展都尚未成熟，因此父母在分配给孩子责任时要考虑是否与孩子的能力匹配。例如，父母可以让学龄前的孩子自己整理玩具，或者让更大一些的孩子帮忙打扫自己的房间，倒垃圾等等；但应尽量避免让情感能力尚未成熟的孩子调解自己与伴侣的矛盾、倾听自己工作压力与人际烦恼等。另外，在分配任务时，父母也不应忽视孩子自己的需求。例如孩子每天放学回家后都要打扫房间、照顾弟弟妹妹，而没有时间完成作业、与同学交往等等，就会导致他们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对他们的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03让孩子对承担责任形成积极的看法

最后，在让孩子承担成人责任时，父母也可以注意培养孩子对这种行为的积极看法。研究表明，孩子对自己扮演成人角色、承担成人责任的看法与亲职化所造成的影响密切相关。

如果孩子认为所承担的责任对自己而言是不公平的，会导致亲职化产生更严重的消极影响(Hooper & Wallace, 2010)。而如果孩子对这些经历持有积极的看法，则可能会缓解亲职化的消极影响，甚至让成人责任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孩子的适应性发展(Masiran et al., 2023)。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够实现科学合理的“反向育儿”。

为此，父母可以多给予孩子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

例如在父母繁忙时，孩子帮父母打扫房间，收拾垃圾，等父母空闲下来，就可以带孩子去吃一顿大餐来奖励孩子；同时，在孩子帮助父母时，父母也可以向孩子表示感谢、表扬孩子的行为。通过这些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可以让孩子对自己所扮演的成人角色产生积极的评价与看法，减少孩子的不公平感，从而缓解亲职化的消极影响。

结语

“反向育儿”可以锻炼孩子的自主性、培养孩子的责任感。但在这个过程中，父母要注意划清子女界线，合理分配责任，多给予孩子奖励，避免让孩子承担过重的成人责任，从而出现亲职化，让孩子被迫变成 “小大人”。

参考文献

Boszormenyi-Nagy, I., & Spark, G. M. (1973). Invisible loyalties: Reciprocity in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therapy. Harper & Row.

Bowen, M. (1978). 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 Jason Aronson, Inc.

Bowlby, J. (1988). A Secure Base: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Healthy Human Development. Basic Books.

Chase, N. D. (Ed.). (1999). Burdened children: Theory,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parentificati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Hetherington, E. Mavis. (2006). Families count. London: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Hooper, L. M., & Wallace, S. A. (2010). Evaluating the parentification questionnair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psychopathology correlates.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32(1), 52–68.

Hooper, L. M. (2007). The application of attachment theory and family systems theory to the phenomena of parentification. The Family Journal, 15(3), 217–223.

Masiran, R., Ibrahim, N., Awang, H., & Lim, P. Y. (2023).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of parentification: An integrated review.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44, 1–10.

Mikulincer, M., & Shaver, P. R. (2007). Attachment in Adulthood: Structure, Dynamics, and Change. Guilford Press.

Minuchin, S. (1974). Families and Family Therap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王培仲。北师大家庭与儿童发展实验室，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婚姻家庭研究与咨询中心（ID：familyb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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