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叶刀：每年超3亿成年人患抑郁症，这4大问题值得关注
作者：喜猫
来源：微信公众号：心榜（ID：psytop）
原文标题：柳叶刀最新报告：全球每年超3亿成年人患抑郁症，这4大问题值得重点关注！
你好，我是心理界乖巧的喜猫。
今天再度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磅文件！
昨日，《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发表了《柳叶刀-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抑郁症重大报告：对抑郁症采取联合行动的时候到了》。
该报告由来自11个国家的25位专家撰写，涵盖了从神经科学到全球健康领域的各个学科，并咨询了有抑郁症经历的患者。
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抑郁症危机日益严重，呼吁政府、医疗服务工作人员、研究人员、抑郁症患者及其家属共同做出努力，改善治疗和预防，缓解全球抑郁症负担。
这份报告中有哪些重点内容值得我们关注呢？
今天，喜猫就从四个方面，来谈谈这份报告的内容与意义。
01
日益严重的抑郁症危机
早在2019年之前，世界卫生组织（WHO）便指出：抑郁症已经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
据《柳叶刀》估计，全世界每年有5%的成年人患有抑郁症。以全球70亿人口计，意味着患病人数约3.5亿，比许多国家的总人口还多。
更重要的是，这一数据还在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尤其是疫情爆发后，因为社会隔离、丧亲之痛、不确定性、医疗保健服务不完善等原因，全球有成百上千万的人心理健康受到严重影响。
根据《柳叶刀》2021年10月发表的研究显示：2020年，由于COVID-19大流行，世界范围内的抑郁症和焦虑障碍病例分别增加了28%和26%。
对中国来说，抑郁症也是一个亟需重视的社会精神危机。
2019年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研究表明，我国抑郁症终身患病率高达6.9%，且这一数字仍然在上升中。
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也显示，中国有超过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占总人口的4.2%，相当于每100个人里约有4个人是抑郁症患者。
而在这背后，则是巨大的经济损失：
据第一财经估计，在中国每年因抑郁症造成的缺勤、医疗的开支以及其他的费用高达494亿人民币左右。
本次的报告也指出：
抑郁症对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未被充分认识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即使在COVID-19疫情之前，与抑郁症有关的经济生产力损失会导致全球经济每年损失1万亿美元。
本次报告的主席，来自来自澳大利亚国家青年心理健康卓越中心和墨尔本大学的Helen Herrman教授便表示：“抑郁症是一个全球性健康危机，需要在多个层面作出应对。”
本次发布报告的目的就是：
呼吁采取联合行动，在全球范围内改善精神卫生服务和预防方法。通过增加投入降低抑郁症负担，将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有机会成为更健康、更快乐和更有活力的社会成员，有助于提振国民经济，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降低抑郁症负担”。
02
负担沉重的抑郁症
报告指出：在高收入国家，约一半的抑郁症患者未得到诊断或治疗，而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则达到80-90%。
这与两个层面的问题相关。
一是抑郁症对患者个人和其家庭来说，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以中国为例。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王勇就指出，在中国，抑郁症已经成为所有疾病中病患家庭负担最重的疾病之一。
以中度以上的抑郁症门诊患者为例，其药费支出为16～17元/天，重度患约为20元/天，叠加起来每月约为600元；如果再增加一些镇静安眠药等辅助药物，每月约为1000元，有医保结算情况下，患者自己的每月支出在400～500元。
如果需要住院，则每月的费用为2万~3万元，如果有医保结算，自费部分也要6000~7000元。
二则是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精神疾病领域的投入普遍不足。
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精神卫生地图集》指出：
2020年，世卫组织194个会员国中只有51%报告表示，其精神卫生政策或计划符合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这远远低于80%的目标。
同时只有52%的国家达到了与精神卫生促进和预防规划有关的目标，也远远低于80%的目标。
在过去几年中，政府用于精神卫生领域的卫生预算比例几乎没有变化，仍然徘徊在2%左右。
据估计，全球能获得特定精神卫生问题护理的人数（用作整体精神卫生保健的代用标准）仍然不到50%，其中抑郁症患者平均为40%，精神病患者仅为29%。
本次报告的联合主席、来自巴西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的Christian Kieling副教授就指出：
“没有任何一种身体疾病像抑郁症那样常见、那样导致疾病负担、那样普遍，却完全可以治疗，但它却很少得到政策关注和社会资源。”
这就导致了：“抑郁症患者很难获得有效的社会心理治疗和恰当的医学治疗，过上健康和有活力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强调，在减轻抑郁症的疾病负担中，早期预防至关重要。
需要采取全社会共同行动的战略，减少儿童时期和整个生命期的不良经历（包括忽视和创伤），以降低抑郁症的发病率。还需要在个人层面进行干预，重点关注生活方式因素（如吸烟、饮酒、缺乏运动）以及其他危险因素，如亲密伴侣暴力、应激性生活事件（如丧亲或财务危机）等。柳叶刀《全球抑郁症危机被忽视，5%成年人患抑郁症，柳叶刀呼吁全社会共同行动》
这一点，值得所有心理从业者特别关注。
03
未被充分认识的抑郁症
抑郁症之所以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且有日趋严重的倾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阶段，我们对抑郁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王勇王勇在第一财经的采访中表示：从目前来看，抑郁症等精神障碍还主要基于症状学诊断，还没有可靠的生物学诊断标准。
所以报告中也指出，医疗服务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帮助大众“填补知识空白，提高认识”对抑郁症治疗的重要性。
报告指出，抑郁症是一种复杂的疾病，在不同的文化和生命历程中，其症状和体征、严重程度及持续时间都是多样的。
这就意味着，对抑郁症的照护与治疗需要根据患者不同的个人特征、文化背景、生存环境等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所以，报告支持采用个性化、分阶段的抑郁症照护方法，明确症状的时间顺序和强度，根据个人的具体需求和病情的严重程度推荐干预措施，从自助、改变生活方式，到心理疗法和抗抑郁药，再到更强化的、更专业的治疗，如针对严重、难治抑郁症的电抽搐疗法（ECT）等。
对此，报告联合主席、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Vikram Patel教授解释道：
没有两个人拥有完全相同的人生故事和境遇，这最终形成不同人罹患抑郁症的独特经历和对帮助、支持及治疗的不同需求。与癌症照护类似，分阶段的方法以连续体的形式来看待抑郁——从健康到暂时的痛苦，再到真正的抑郁症——并提供一个框架，从疾病的最初点开始推荐相应的干预措施。
与此同时，报告建议采取协同照护策略，在各个地区招募当地的、可广泛获得的、低成本的非专业人员，如社区卫生工作者和非专业咨询人员，对患者进行照护。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可以解决熟练的服务提供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减少经济障碍，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生存环境也更能帮助照护者和患者突破文化障碍，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整体照护。
而且由当地背景相似的工作人员进行照护，也有助于减少患者的病耻感。
04
被误解的抑郁症患者
浙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在《笑到最后：科学防治现代五大疾病》一书中指出：和很多人类疾病不同的是，抑郁症这样没有明显器官病变的精神疾病，长期被人类忽视和误解，这严重影响了抑郁症患者的诊断和治疗。
冰川思享号的作者张明扬便指出：对抑郁症，人们通常有最常见的两种误解。
一认为抑郁症患者天生脆弱，患有抑郁症不过是一个人意志不坚定、能力不足的借口，内心强大的人是不会患有抑郁症的。
二是强行将抑郁症患者的不幸同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挂钩。
前者无疑会加强患者本身的病耻感，让他们因此产生深深的自责和内疚，从而加重了病情。
后者则把抑郁症当成只会出现于某些文化群体的特定疾病。而忽略了“没有任何年龄、性别或社会群体可以对抑郁症免疫，即便我们已经在使用严格的标准来定义临床抑郁症，它仍然是一种极为常见的人类体验”（玛丽·简·塔基，简·斯科特：《牛津通识读本：抑郁症》）这一基本事实。
本次的报告便再次强调：抑郁症可以影响任何人，不分性别、背景、社会阶层或年龄。
但同时，报告也指出：在不利环境中抑郁症的风险更高，包括贫穷、暴力、流离失所，以及性别、种族及其他形式的歧视。
所以，报告同样强调了政府整体行动的重要性，以减少贫困、性别不平等和其他社会不平等对心理健康的破坏性影响。
Herrman教授便表示：“减少种族或民族不平等、妇女遭受的系统不利条件以及通过全民健康保障和扩大受教育机会来支持收入分配公平的政策，是可能的有效预防策略”。
本次报告最大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它指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抑郁症需要在多个层面作出应对。
在个人层面上，我们要停止对抑郁患者的标签化，抵抗对抑郁的偏见，以减少患者的病耻感，让抑郁患者不再因愧疚与羞耻感而耽误治疗；
在社会层面上，我们需要各个地区的人们积极参与到对抑郁患者的治疗中来，为患者提供一个符合当地文化特色和生存背景的照护，帮助患者走出抑郁阴影；
在医疗层面上，我们需要更多专业的精神科人才，参与到对抑郁症的研究中，也参与到对抑郁症的科普宣传中，一方面积极攻克抑郁症难题，另一方面也要打破人们对抑郁的偏见；
在国家层面上，各个政府都需要积极行动起来，消除贫穷、暴力、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容易引发抑郁问题的社会因素。
就像报告的共同作者、来自美国匹兹堡大学的Dr Charles Reynolds指出的：
如果抑郁症患者得到足够的支持和治疗，各个年龄阶段的大多数抑郁症患者都可能康复。有了可靠的科学、政治意愿和共同责任，我们能够预防和治疗抑郁症，避免其潜在的致残后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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