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顿，熊熊燃烧的熊—创伤后成长的三个假说
作者：曾旻Zeng Min
来源：知乎
暑假看了一部电影《滚蛋吧！肿瘤君》，女主角熊顿是一个积极乐观的女孩，在面对癌症的时候，勇敢地应对，勇敢的生活。这种积极乐观有其个人特质的原因，也有一种生命重大创伤事件带来的一些积极改变。
这让我想到一种创伤后的状态，叫做「创伤后成长」。
特德斯奇与卡尔霍恩（2004）最先完整阐述「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简称PTG）的概念，认为生命中的苦难与困境也蕴含着成长和成功的可能。
任何一次创伤体验都可能是一个契机，我们可由此产生一系列积极的改变，让我们对自我、他人和世界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PTG的整合模型中，特德斯奇与卡尔霍恩认为创伤性事件会严重冲击我们的认知世界。
在每个人心里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和假设（例如，我认为世界是基本安全的），但是当一个重大的创伤事件发生时，个体的这个基本假设会被残酷的现实所打碎（Janoff-Bulman, 1992），在经历创伤之后，个体需要重新建立和完善对于这个世界新的基本认识和假设，这种认知和基本图式的重建过程会带来个体一系列的积极改变，也就是PTG的形成(Tedeschi & Calhoun, 1996)。
所以，从本质上Tedeschi & Calhoun认为PTG是创伤带来的一个改变，个体应对创伤、努力改善灾后状况的一个结果。
但是很多研究者认为，从结果的视角看待PTG，就忽略掉了创伤后个体身心状况的诸多复杂过程，Janoff-Bulman(1992, 1996)是第一个提出从创伤过程来看待这个积极改变产生的发展的；
他认为，在创伤后的一段时期，受害者需要在面对与逃避创伤相关的思维、感觉和画面之间找到平衡点，一方面经受严重的身心打击，面对那些伤害自己的线索是一种可能带来二次创伤的挑战；
另一方面，持续的逃避创伤线索，将创伤带来的影响压抑到意识之外，从长期来看会带来更多的心理困扰和更严重的心理障碍。
所以受害者需要在有他人支持和帮助的条件下努力去面对，对创伤事件进行更多的意义寻求和认知加工，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内部世界。随着时间过去，人们能够继续生活，不再被创伤带来的痛苦所决定，从受害者的地位转变为幸存者。
因此，了解PTG，不仅仅从现象上描述这一结果，还需要从过程中理解认知的重建，对世界假设的重建与PTG有怎样的关系，或者说应对创伤和PTG有怎样的关系。
首先，作为结果PTG的成分是怎样的：
建立在大量访谈和质性的基础上，研究者提出PTG可能包含五个成分：
新的可能性、和他人更紧密的联结、个人力量、灵性的改变和对生命的感激。
因为是建立在访谈资料之上，是人们自我报告的反映，所以并不能看到这些改变的心理过程。而且每个人经历不同的创伤，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体验到的积极变化的强度的内容并非一致，这就需要从发展历程的角度看待这些结果有怎样的心理过程。
有研究者讨论，这个过程可能有三种成分：
1、
痛苦中获得力量
（Strength Through Suffering）
我们有很多俗语反映了这个哲学观念，例如：“no pain, no gain.”而且人们已经相信身体上遭受的磨难会让人身体变得更加强壮和健康，例如，疾病愈合带来的免疫力提高。同样，心灵上的磨难和挑战同样是可能带给人们力量的。
有时候，有些个人的内心力量只有在挑战和磨难中才能发挥和体现，或者在这些困难的时候个人内心的力量可能会变得更强大。
在电影里，我们看到熊顿面对失恋，心境低落了好一阵子。但在面对癌症的打击，看到帅哥医生后，她似乎能比一般人更快更好的从失恋的状态里面恢复，重新开始她的新恋情。试想，如果没有这次癌症打击，白百合是不是又像《失恋33天》里一样，至少消沉一个月。
不能说因为癌症，所以不惧失恋。但正因为经历创伤所带来的痛苦和困扰会让人发现自己从未发现的力量，熊顿或多或少从中汲取了很多积极的个人力量，在应对癌症的打击中，应对了失恋。
而且，应对创伤的经历会让人发展处新的应对技巧，找寻到生命中新的资源，为生活提供新的可能性。其中，有些人会从自己的能力中找回勇气和自信；而有些人会找回力量来改变过往糟糕的旧生活。
熊顿就属于后者，她过往在恋爱中失败的经验，在渣男面前并不勇敢，而是因为觉得丢脸而逃避（餐厅里遇见前男友劈腿躲在桌子底下不敢出现）的状态，在经历重病之后完全改变，她充满力量和勇气，在前男友面前一雪前耻（餐厅里捉弄前男友和小三），在帅到没朋友的新欢面前勇敢示爱，展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熊顿。
在爱情面前，她不再是狗熊的熊，是熊熊燃烧的熊。
她在经历癌症带来的身心创伤的适应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决心，从她自己身上看到了能力、胜任和新的可能性，这一切都会让她用全新的眼光来重新看待自己。
2、
心理准备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创伤的幸存者能更好的适应随后发生的灾难，而且能够更少地由此产生心理创伤。这和个体的信念改变和世界假设的重建有关。
Janoff-Bulman在多年对创伤幸存者的研究后感叹，他听到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从未想过这会发生在我身上（I never thought it could happen to me.）”。
不论何种创伤事件，这句话一遍又一遍的出现在创伤者的表达里。所以这很奇怪，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交通事故很普遍，癌症的发病率也不低，犯罪事件时有发生，我们谁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创伤受害者。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从更深的体验中，我们并不接受这一事实（Epstein, 1998）。
有一个心理的双过程理论（Chaiken & Trope, 1999）提示我们，那些我们有时认为的观念和我们真正相信的观念其实是不一致的，即人的外显观念（我们时常表达的，能够明显意识到的）和内隐观念（底层的信念，不常被发觉）往往是不一致的。这一点有诸多心理学实验来证明，其中最著名的是IAT实验范式。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我们都知道这些不幸的事情可能发生，但我们不相信它们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我们从内心里对不幸并没有准备。
创伤就带给我们一个震撼的体验，它和每个人以往的体验都不一样，它带来的强烈的恐惧等情绪体验，让个体深刻体验了缺少心理准备的震撼。
而创伤的幸存者从创伤中的一大收获就是真正相信「It could happen to me」。
当幸存者能够良好应对创伤时，他们会建立一个合适的新的世界假设，过去那种绝对安全、糟糕和灾难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信念被改变；
他们会把自己的创伤经验整合到自己对于世界的假设之中，关于这个世界更多消极的、危险的、易受伤害的假设被接纳，同时良好的应对不会把这种消极信念泛化到生命世界的方方面面，而是仍然保持对世界普遍积极的看法，只是没有了绝对积极的核心信念。
这种对世界消极面的接纳，会让个体在面对痛苦和灾难的时候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看到，熊顿也是在这种对消极面的接纳里，面对生命的最后一段，表现出异常的平静和乐观。
3、
重评存在的价值
（Existential Reevaluation）
个体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心理创伤之后，会重新思考人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对于生命有更多的感激。
Tedeschi & Calhoun在文章中曾写过两个案例，一个是经历全身肿瘤扩散的Hamilton Jordan，另一个是在一次死亡83人的空难中的幸存者Sally Walker。
Jordan说道：“生命中那些简单的快乐随处都存在，无穷无尽（The simple joys of life are every where and boundless）”；Walker说道：“万事万物都是一份生命的礼物（Everything is a gift）”。
灾难的幸存者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感激生命，并且会体现在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如对待家人和朋友。这种感激带来的是生活中优先顺序的重排，最常见的是更加重视最亲密的关系，自身与自然的关系。
很多电影都反映了这样的主题，当我们面对一次失去之后，我们会更加珍惜当下最重要的部分，最近热播的《夏洛特烦恼》不外乎也是这样的意味。
在熊顿身上，这一点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当她身患重病之后，她与身边几位亲密的朋友，和父母的关系变得十分重要，她会更加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体验和时光，一起尝试许多从未尝试的体验。
面对创伤事件，不仅仅是理解事件为什么发生，更重要的是理解特定的这次事件为什么会带来这样的消极后果。只有当理解了这一切消极身心反应的发生原因，人们在面对失去时才会感觉到安全。
我们每一个没有创伤经历和体验的人在尝试建立自己对于世界的意义时，常常是这样的假设：社会文化总是围绕公正感和控制感来提供对人们行为的理解，所以我们心底里认为，我们是怎样的和我们的行为决定着什么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例如，如果我是一个好人（公正感），我行为谨慎得体（控制感），那么糟糕的事情必然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是就是我们的世界，一个善良、仁慈而有意义的世界。
可是现实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很多事情发生没有必然的因果，没有那么多意义可以寻求。没有真正经历过现实世界的一次冲击和震撼，我们大多数人没法从体验的深度上去理解一个创伤事件的感受，相信这个世界原本的样子。
所以，也就不知道创伤带给人们怎样的力量，它会让我们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有心理准备，并且感激生命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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