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均益：那些有关父亲的爱与痛
文：水均益
摘自《前沿故事》
父亲已经去世十年了，但是父亲的离去到今天为止依然是我心中的痛，而且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痛。
我在家里是老小。我们家四个孩子——我大哥、姐姐、二哥、我。我跟我的最小一个哥哥要差将近9岁，我跟我最大的一个哥哥差15岁，也就是说，父亲有我的时候已经将近40岁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对我特别的关爱。除了姐姐以外，大哥、二哥小的时候都挨过父亲的打。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属于“热血青年”，有西北男人的豪爽，时不常也爱喝点酒，脾气当然也不小，大哥和二哥小的时候没少挨父亲的揍。但是到我这儿，却是个例外，父亲从来没对我动过一个手指头。
我分析，可能是因为我出生之后，家里家外的形势发生了巨变，父亲的内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就是我三四岁的时候，中国进入了特殊时期。由于爷爷的历史背景和“右派”帽子，父亲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五七干校、蹲牛棚、批斗等等的遭遇接踵而至。经历了这般人生的磨难，父亲对人生、对家庭、对子女的看法肯定有了很多的变化，再加上整天的要应对各种“运动”，疲惫不堪。那个时期，只要有可能，父亲都会多花一些时间来陪我或者关心我一下，甚至有时候特意带我出去玩儿。
在我记忆里，有两件事让我觉得自己的父亲特别的高大、威武。
一件事就是刚上小学的时候。由于我爷爷被划为“大右派”，号称“甘肃省头号大右派”，因此家族里我父亲他们这一辈几乎人人都受到牵连，受到冲击。我的几个叔叔、姑姑全都被下放到甘肃省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劳动改造，甚至关在牛棚。到了我这一辈，自然也很难幸免于难。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出身是很难迈过的门槛，我们都属于“地富反坏右”子女。我们不仅低人一等，需要夹着尾巴生活，偶尔还会遭受人身侵害。
我一上小学，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很快就知道我是“大右派”水梓的孙子。刚开始是在上学、放学的时候有人在我后面指指点点。没过多久，我便成了直接攻击的对象。经常有别的小孩嘴里喊着“地主崽子”，从后面向我扔石头、砖块。有一天，在放学路上，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把我堵在一个街角里暴打了一顿。回到家，父亲看到我的样子，二话没说，领着我直接找到了那几个学生的家，正告他们的家长下不为例。不仅如此，第二天，父亲又领着我到学校，找到了学校领导和那几个同学所在的班主任老师。结果，在学校老师和我父亲的见证下，那几个同学被排成一行当面给我道歉，并保证以后绝不再打人。那一刻，我感觉父亲就是我的保护神，是我的天。
另外一件事是关于写作文。小学开始学写作文，我那时候很痛苦——那个年代的孩子既没有什么学前班，也没有在课外积累多少词汇量，刚学会认字就要被逼着写文章，所以个个抓耳挠腮，不知道该怎么写。咬着牙写了几篇，都被老师判了很低的分。这让我很没有自信，一到写作文就犯难。也许是看到我一筹莫展的样子，父亲终于忍不住伸出了援手。有一天他走过来，说：“这样吧，我来说，你来写，但是写完了你一定要告诉老师：‘这是我父亲帮我写的。’” 于是，由父亲口述、我来落笔的一篇作文就这样诞生了。当然中间有些内容也是父亲问了我的想法后组织语言而成的。出于小小的虚荣心，交作业的时候我并没有向老师特别声明这篇作文是父亲代写的。等到作文批改完毕后，老师在全班表扬了我，说水均益同学的这篇作文写得很好，还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把作文朗读了一遍。从那以后，我似乎找到一点写作文的信心。之后父亲又辅导我写过好几篇作文，只不过他有意识地减少了“参与度”。再后来，他只是偶尔给我一点指点，基本上由我自己来写。奇妙的是，从那以后我的作文越写越有感觉，也屡屡获得表扬，高考时我的作文还拿了高分呢。
多年后，我告诉父亲当时我并没有向老师说明那篇作文是父亲帮我写的，父亲听了后说：“当时帮你写是为了帮你建立一个自信心，让你相信‘我能写出来这东西’，不过你不告诉老师实情是不对的。”当时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我因为父亲这番话脸红到了脖子。在我眼里，我的父亲就是我的老师，不仅是我的作文老师，更是我做人做事的老师。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开始了一个人的闯荡。尽管由于时空的关系，我跟父亲实际上的交流变得不那么随时随地，但从未间断过。到我调到了央视，开始做一个“电视人”以后，已经退休的老人家又开始对我格外地关心，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还改改我发音的错误。我隐隐感觉到父亲的自豪感与日俱增——我时常从别人嘴里能听到老人家对我大加赞赏，并因我而自豪。
那个时候，父亲虽然名义上已经退休，但还在坚持上课。父亲是兰州大学俄语系的教授，教授俄语和俄罗斯文学，另外还代给学生教授西方戏剧史和古代汉语。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听过我父亲的课，不过不是他最擅长的俄语，而是中国古代汉语。在文史方面，父亲是一个杂家。新中国建立前，他是在西北大学专修的中文和历史，无论是历史还是中文功底都非常好，知识面又非常的广。在我的记忆中，就没有我父亲不知道的事情。乃至我到了央视后在采访报道中遇到什么难解的问题，第一时间想到请教的人就是父亲。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父亲被安排到北京的俄罗斯语言文学专科学校培训了几年。在那之后几十年里，一个主修中文和历史的本科生却终身以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为主业，不能不说是造化弄人。按照原来的计划，父亲他们“俄专”那帮学生在国内完成学业后还要去俄罗斯深造，但很快中苏关系破裂，去俄罗斯的事也就无从谈起了。一个教了大半辈子俄语的大学教授却从来没有机会去俄罗斯看看，这一直是父亲心中的一个结。在父亲退休后我本打算安排父亲和母亲去俄罗斯旅游，但由于囊中羞涩和其他一些原因，一直未能成行。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还是一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而且是在他同辈人当中比较少见的那种激情四射又很富有浪漫气质的人。在家里，有的时候他喝点小酒，兴致上来就会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诗；甚至还会引吭高歌，用俄语唱上两句。另外，父亲喜爱戏剧，他对京剧的热爱近于“票友”级别，而对话剧就更是情有独钟，达到“发烧”级了。我读大学期间，他除了在俄语系当老师以外，还兼任兰州大学工会主席（当时父亲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教职员工分房子，因此也没少得罪人）和兰大戏剧社的荣誉社长。我大二那年，他带着中文系七八级的同学们排演了打倒“四人帮”后风靡全国的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老人家还自告奋勇在剧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
父亲平时说话嗓门很高，属于我们的兰州话叫“大话悬（喧）天”的那种高调激昂。他热爱生活，炒得一手好菜。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吃过最好吃的鱼香肉丝非我父亲做的莫属。他爱喝两盅，据说他小时候我爷爷就用筷子蘸点酒喂他嘴里，可谓“童子功”。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他一个月只有一点点生活费。即便是那样，只要有条件，他隔三岔五就会到我家巷口的杂货铺打上二两很便宜的散装高粱酒，有时候还会喝醉——在那样一个年代，借酒浇愁也算是老人家对自己遭受的不公境遇的一种排遣吧。当然，酒精既帮助他熬过了黑暗的岁月，但最终也要了他老人家的命（医生的说法）。
我的记忆中，父亲的身体一直不错，七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健步如飞，带着我们一家老小爬兰州的五泉山。2000年，在北京的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得知父亲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我二话没说立刻飞回兰州。下了飞机，我直奔医院，大夫告诉我父亲得的是心肌梗塞，一个主要血管堵了，有一部分心肌供不上血，但好在血流自行改道，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我问怎么办，大夫说要做介入手术，必要的话需要放支架疏通血管。在今天，心脏手术似乎已经不是什么吓人的事儿了，可是在2000年那会儿、在我老家兰州，这还是一个比较惊险的手术。慎重起见，我决定从北京请专家来会诊，确定治疗方案。经过一番紧张的讨论，两位北京来的专家给出的治疗方案是，先静养十几天，把状况稳定住，然后再做介入手术，放支架。其中一位专家还慷慨地答应做手术的时候她再来兰州，亲自主刀。
在那之后的近一个月，我基本上就是在兰州和北京之间飞来飞去——在北京做完几期节目和采访，马上飞回兰州待几天，陪陪父亲，然后再飞回北京，一个月大概来回飞了四五趟。一个月后，北京的大夫如约赶到兰州，给父亲做了支架手术。手术当天，我坐在手术室外面一间监控室里，那里有一台电脑，电脑屏幕上可以看到介入手术的全过程。当支架成功放入时，电脑屏幕上瞬间出现了一条又一条粗细不一的血管，就仿佛一条条蔓延滋生出的树枝，最终形成了一棵大树的图案。那图像就像一棵在黑夜里被忽然点亮的圣诞树，美丽至极。记得我当时情不自禁地说道：这是我看过的最美的现场直播。
父亲的手术非常成功。全家人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但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了一种危机感。一个月来，看着妈妈、哥哥姐姐们惶惶不安的样子，我才真正意识到：父亲是我们这个家的灵魂人物，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是我们的天。我的母亲很早就没有工作了，而我的大哥由于身体状况不佳，多年一直跟二老在一起生活。平时，我们其他三个孩子不在兰州居住，只有父亲、母亲还有大哥三个人相依为命。家里的一切都要完全依赖父亲，不光是物质上，更是精神上。父亲这次突发心脏病，拉响了我们家庭的警报，也让我生平第一次真真实实地意识到，自己的父母有一天会离我而去。而这，让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
手术之后的一段时间，父亲的身体状况很平稳，他自己也非常注意，并且按照大夫的嘱咐戒了烟酒，经常还会到兰州大学的校园里走一走，活动活动身体，饮食也比较清淡。每次我打电话询问，他总是说：“我感觉很好！”但我总是放心不下，因为我始终记得当初大夫提醒过：心脏病，特别是心肌梗塞最怕的就是复发，而且每复发一次都比前一次危险几率要翻几倍。很不幸，我的担心在四年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
2004年的7月30号，我在家中接到二哥从兰州打来的电话，说老爷子住院了。二哥说：今天早上我看他有点喘不上气儿，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时候差点晕了过去。我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了。到了医院，医生一检查说不能走了，要赶紧住院。初步诊断是由于感冒引起的肺部感染。医生说情况不太好。我赶紧问：“有这么严重吗？”二哥回答：“医生确实是这么说的。”听了这话，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赶紧打电话到电视台，安排了当晚节目的替班，然后直奔飞机场。在机场等着登机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了父亲。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依然洪亮，他说：“没事儿！别听你哥说，我就是有点感冒，估计是肠胃感冒。没问题，过两天就好了，没那么严重。”我说：“不管怎么说我回去一趟吧，您先在医院静养，好好检查一下。医院我人头熟。您等我回来。”没有想到，这竟是这一生我与父亲的最后对话。
我乘坐的航班降落在兰州中川机场的时候已经是傍晚7点多了。刚把手机打开，电话就打了进来。“到了吗？赶紧的，老爷子不行了。”电话那头慌张地说着。我不敢相信地回应道：“开玩笑！你们懂不懂医学？哪有那么严重？我上飞机前还在和老头说话呢，怎么可能呢？！”那边说：“你赶紧来吧！已经昏迷了好几次了！”中川机场离兰州市区有七十多公里，路上要走一个多小时，等我赶到医院时已经快9点了。走进病房，我看到父亲躺在那里，双目紧闭，微微开启的双唇透着绛紫色。我走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嘴贴近父亲的耳朵说：“爸，我回来了，您放心，没问题的。”父亲没有回应。旁边的医生说了句：已经昏迷了。
就在我要松开手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父亲的手轻轻地捏了我一下，就仿佛是在告诉我，他知道我回来了。医生们很快开始组织抢救，利用这段时间我了解到，父亲几天前患了感冒，但老人家没有当回事，也没有上医院去治疗，就像以往一样他相信一个小感冒扛两天就好了。结果，感冒非但没好，反而导致炎症，肺部感染。由于他患过梗塞，心脏功能本来就不好，肺部感染实际上连累了心脏，心脏超负荷工作造成了心肺间恶性循环，最后出现心肺衰竭。20分钟后，医生们的抢救以失败告终，父亲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试图忍住悲伤，强迫自己平静地接受现实。但一分钟，也就熬过了那最初的一分钟，我的泪水无法控制地夺眶而出。我从省人民医院的二楼病房冲下来，跑到院子中间的一个花坛旁，蹲下来，双手掩面，开始号啕大哭起来。男人哭起来有的时候会很难听。我不记得自己这辈子有没有那么难听地哭过，反正在兰州那个仲夏的夜晚，我哭得撕心裂肺。
父亲走得如此突然，从情感上我实在无法接受。一个陪伴了我四十多年、我最亲爱的人就这样猛然间离我而去，中间没有任何过程的铺垫和心理的准备，几个小时前还在电话里朗朗地跟我说着话，而几个小时后没有目光和语言的交流我们就这样冰冷冷地告别了，或者准确地说，没有告别他就离开了我。我的爸爸永远地离开了我。
那段时间心里很难受，很痛苦。我是怎么熬过来的现在也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只记得我不断地在内心告诉自己要坚强、要挺住，因为我还要照顾比我更悲伤的老母亲，而且还得张罗父亲的后事，我要好好地送一送我敬爱的父亲。虽说父亲所在的单位——兰州大学，义不容辞地承担了丧葬事务中的许多环节，但毕竟亲戚们和父亲生前许许多多的朋友、熟人也需要我们来协助通知、接待等等。于是，我请了一帮我的朋友和同学，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治丧委员会”，协助兰州大学料理父亲的后事。那个时候已经不提倡搞追悼会了，我们就在兰州的一个公墓搞了一个告别仪式。
告别仪式非常隆重，也很体面。好多父亲的生前好友、同事，甚至一些他的学生都从外地赶来参加仪式。最让我出乎意料的是当时的甘肃省省长陆浩专程赶来参加了告别仪式。陆浩是兰州大学77级的毕业生，在大学的时候也曾听过父亲的课，说起来也算是我父亲教过的学生。记得陆浩在仪式上对我说：“我是水老师的学生，今天我来送老师一程。”但对我们这些普通人家来说，一个普通大学教师的告别仪式会有省长亲自出席，规格算是很高了。也许有人私下会说，这还不是因为水均益是央视名嘴的关系。其实我那时候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什么级别不级别的，规格不规格的。我只有一个愿望：我把我父亲好好地送走，让他在天堂得到安宁。
办完了丧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接上母亲和大哥到北京跟我一起住，由我来照顾他们。一来，可以换个环境，缓解一下母亲失去老伴儿的哀伤；二来，我家几个孩子中也只有我还有能力照顾母亲和大哥。我对母亲和大哥说：我带你们上北京。兰州你们已经住不下去了，因为老父亲不在了，你们在这儿生活没人照顾你们。刚开始母亲不是特别愿意离开兰州，但经过我的再三劝说和亲戚朋友大家一起做工作，母亲还是同意了。于是就在我父亲去世一个月之后，我带着快八十岁的老母亲和六十多岁的大哥搬到了北京，直到现在。
父亲的去世其实在我内心一直埋有一个难言之隐。在我看来，以父亲第一次心梗手术之后恢复的状况，老人家不应该走这么快，他应该还能够再多活几年。而我却隐隐约约地认为，我在2004年年初在酒吧泼了服务员酒那件事或许某种程度加速了父亲的离世。那件风波发生后，我并没有过多向父亲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力图轻描淡写地告诉他那只是个小小的误会，被媒体放大了。但我能感觉到父亲内心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尽管他后来多次在电话里问我那件事对我有没有什么影响，我也不断地宽慰他，没什么影响，不是多大的事儿。但我相信，一段时间内媒体没完没了的“炮轰”一定给父亲的自尊心带来了不少伤害，也可能间接地对他的身体起了某种破坏的作用。
在父亲心中，多年来他一直以我这样一个出色的儿子而感到自豪，但当众多媒体，甚至连家乡的媒体都在报道关于我的负面消息时，我无法想象对于老人的内心那是何种的创伤和折磨。虽然目前医学上还无法准确判断一个人的情绪好坏对身体健康有多大影响，但我们都知道心情不好对身体是很不利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因为父亲的去世而自责，也为自己的鲁莽而深感愧疚。也就是从那以后，我选择了更加低调和谨慎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不能再让家人因为我而受到伤害。我更是牢牢记住了父亲生前经常告诫我们几个子女的那句话：夹着尾巴做人，更何况我还是个名人。
在父亲遗体告别仪式举行的前一天晚上，我仰望夜空，写下了下面这篇怀念父亲的文章：
怀念父亲
各位长辈，各位亲戚朋友，各位来宾，我是水均益，是水天明先生最小的儿子。受我妈妈以及哥哥姐姐的委托，今天我在这里说几句话。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是受家人的委托，但我所要表达的只能代表我个人对我敬爱的父亲的一片深情。我微薄的言语最多只能是家里家外、方方面面对父亲绵绵不绝之哀思中的沧海一粟。
今天站在这里是我一生中最痛苦，也是最艰难的一个时刻。恐怕没有人能体会对我来讲这痛苦是多么的巨大。我的父亲，41年前，他给了我生命，41年来，他养育了我，他帮助我长大，他教会了我人生的真谛，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财富。然而，41年后，他却走了，而且，走的是那么突然……
爸爸走了，没有人相信，妈妈不相信，叔叔姑姑不相信，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不相信，远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敦敦哥不相信，他在电话里大叫着：“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爸爸走了，走的是那么急促。北京与兰州之间1400公里，飞行时间不到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前，爸爸在电话里像往常一样朗朗地告诉我：“不要紧，我就是肠胃不好。”两个小时后，他老人家却已经无法说话，生命垂危。几天来，我一直在这样问自己，难道是北京太远？难道是飞机太慢？难道是生命真的太脆弱？要不然为什么我千里疾奔却依然无能为力。为什么四年前能出现奇迹，而今天却天各一方？
爸爸走了，走得既坚强又潇洒。在他弥留之际，留给我的是一个轻轻的握手。没有温度，没有力量，然而在这冰凉柔弱之中，我知道，他告诉我的是又一次坚强。因为谁会想到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明天我要吃碗揪面片。”
爸爸真的走了，兰大校园里从此不见了他的身影，他那矫健的步伐，挺直的腰板；23号楼203室里再也听不到他那爽朗的笑声；妈妈身边从此再也没有那个熟睡着的，让她踏实的金婚老伴，而我再也不会从电话里听他说：“小虎，今个的节目很好，不过有个字的发音你好像读错了……”
昨夜，仰望星空，冥冥之中，我知道，其实父亲并没有走，他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照片一样，长留在蓝天碧水之间。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那样的光明、晴朗、浩荡；也如同他80年灿烂而不屈的生命历程一般，那样的乐观、爽朗、善良。
我爱我的父亲，我会永远怀念您——天水之间的水天明。
那一夜，那样的夜空，我永远忘不了。今天，我时常会仰望星空，跟父亲对话。我告诉他，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更是因为他，让我明白了如何做好自己孩子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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