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双重战场：家庭责任与职场偏见
作者：Abraxas 昭昭
编译：青豆 达生
排版：昭昭
责任编辑：达生
刘文利性教育工作组 出品
来源：微信公众号：爱与生命（ID：sexuality_edu）
01
「母亲与家庭」：隐形劳动与家务分工
独抚母亲的困境：女性贫困
近几年，随着离婚率的上升，我国独抚母亲群体规模日渐庞大。独抚母亲的概念由北京的“一个母亲”公益机构提出，用以取代惯常使用的“单亲妈妈”的名称，该概念不以婚姻状态存在与否为标准，而是更为注重母亲独自抚养孩子的状态。独抚母亲群体面临家庭变故与纠纷、经济、子女抚育、职业发展、社会歧视偏见等多重困境与挑战[1]。
（图源：小红书用户@追光莫里斯）
剧名：《如此勇敢的女孩》
“一个母亲”项目总监刘蕾着重指出了当下独抚母亲的困境：“独抚母亲群体规模庞大但长期被忽视，群体特点为隐蔽、分散、忙碌、有耻感。” [1]
2014年日本NHK录制组对年轻女性中日益严重的经济贫困问题进行了采访。独抚母亲背后“看不见的贫困”问题也浮出水面。
（图源：豆瓣）
传统观念的铁律就是女人早晚都要结婚，回归家庭生儿育女。结婚是传统家庭提高生活水平，共同抚养孩子的主要途径，结婚往往被认为是女性摆脱贫困处境的重要选项。但当今通过结婚获得“妻子”这个身份并实现小康已经越来越不现实[2]。
据民政部发布的《2023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768.0万对，离婚登记数为259.3万对。相较于2022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683.5万对，离婚210.0万对，2023年全国结婚登记数止跌回升，较上一年增长12.36%；而离婚登记数则增加了48.3万对，较上一年增长28.23%[3]。
据统计，在离异家庭中，子女主要由女方抚养的比例较高，约占51%，而男方抚养的比例占34%，两名及以上子女由夫妻双方各自抚养的占15%[1]。据2018年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十城市单亲妈妈生活状况与需求调研》的保守推算，目前全国包括离异和丧偶在内的独抚母亲超过2000万[1]。
绝大多数独抚母亲群体面临的首要难题是经济压力大，一部分独抚母亲无法及时、足额拿到抚养费，或因为婚内债务问题，导致经济压力骤增。
我国单亲家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家庭内的代际支持来解决抚育问题，而独抚母亲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开始。相比独抚父亲，独抚母亲虽依靠祖辈帮助，但因其道德感及耻感的提高，在对子女的抚养上会更加亲力亲为，而这可能引起家庭与工作的重大冲突。
在政策层面，我国尚未出台针对独抚家庭的专门性政策，目前对独抚家庭的支持大多集中在对贫困家庭的救助范围中来开展。在法律层面，可进一步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相关条款和细则，调整抚养费标准、强制抚养费落实、明确家务劳动价值和补偿，保障独抚母亲的就业权等。在数据和研究层面，需加强对独抚家庭的系统性研究。在公众教育与社会倡导方面，需要持续不断地推动，去污名化，增加包容性，营造友好的社会氛围[1]。
繁重的家务劳动与隐藏的情绪劳动
说回传统的男女家庭结构，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构成了家庭事务的大半部分，而女性从事着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一种无止境、繁琐重复的工作，做家务劳动不是单项的活动，在实施前需要对各项家务进行分类，它是各种各样任务的集合体，这些任务需要各种技能与各种劳动参与。
不同职业的女性对家务劳动的看法有异，总的来说分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家庭主妇受到压迫，在家务劳动中自我奴役、丧失自我。另一种倾向则认为家务劳动保障了女性无止境的创造性和休闲性的人生追求。
无论对家务劳动持有怎样的看法，家务劳动本身的强度都是不容忽视的。
如下图所示，以日本一位母亲分享的日程表为例，这位妈妈育有两子，哥哥2岁多，弟弟4个月。她的一日行程简单整理如下：
（下滑阅读）
4:30 喂弟弟喝奶
6:00 喂弟弟喝奶
7:00 正式起床准备早餐
8:00 喂哥哥吃早餐、换衣服
9:00 洗衣、打扫、喂奶
10:00 出门前的准备、洗碗、晾衣、倒垃圾
11:00 带兄弟俩去公园玩、喂奶、努力说服还想玩的哥哥回家
12:00 准备午餐、帮哥哥换衣服、喂奶、吃今天的第一餐
13:00 念故事陪睡、喂奶
15:00 晚餐备料、收拾玩具、小睡20分钟、喂奶
16:00 哄小孩、准备晚餐、喂奶
17:00～19:00 洗澡前的准备（婴儿澡盆等 等）、两个孩子洗澡、喂奶
19:00 准备晚餐、喂饭、收拾餐具、帮两个孩子刷牙、掏耳朵
20:00 收衣服、洗碗、陪哥哥玩、喂奶
21:00 一边哄哥哥睡一边喂弟弟奶、妈妈吃晚餐、洗澡
22:00 老公回家、准备晚餐
23:00 一边叠衣服一边看电视、收拾玩具
24:00 喂奶
01:00 吹干头发睡觉
半夜喂奶
（图源：推特用户@ankoro07）
事实上，家庭内部赋予女性的劳动分工并非只有身体层面的家务劳动，还有隐藏在背后的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美国社会学家瑞贝卡·埃里克森（Rebecca Erickson）将女性承担的情绪劳动与家务劳动联系起来，发现这些情绪劳动正是理解家务劳动分工中性别差异的关键要素[4]。情绪劳动就像是“为了维持整个系统的顺利运转而给轮子上油” [5]，要时刻关注到家人的情绪，要及时发现该做的家务劳动，并将其进行分配。
在家庭生活中，情绪劳动潜移默化地渗透进日常活动，例如经常被家庭成员询问某某物品放在何处，到无微不至地为家庭成员准备惊喜、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甚至还可能包括在性交中假装性高潮以维护伴侣的自尊[5]……
性别刻板印象中对女性“体贴入微”、“善解人意”、“直觉力强”的期待裹挟着家庭中的女性，将繁重的家务劳动和隐形的情绪劳动化作层层枷锁，缠绕着女性的生活。
想象一种平等的家庭结构
家务劳动显然与其他工作不同。缺乏结构化是家务劳动的本质特征，因此，家务劳动就引入了一种心理化结构机制。女性与她们自己订立了秘密合同，她们成为自己的老板、评判官和奖励给予者。为了在工作中获得连贯性和自我奖励，她们被迫放弃了自治性，创造性也受到了约束[6]。一年的无偿家务劳动时间平均为2199个小时，其中8成时间被家事和杂务占据，剩下两成时间花在照顾长辈和小孩。
家庭主妇的工作没有薪水。因此，必须要有其他的隐性的奖励。丈夫对家庭主妇来说是一个潜在的赞许人，而丈夫们是否尽职尽责地扮演了这个角色？
英国心理学家迈克尔·鲁特（Michael Rutter）和乔治·布朗（George Brown）的一篇经典研究《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measures of family life and relationships in families containing a psychiatric patient》测量了家务劳动分工情况，依据丈夫参与家务劳动和育儿活动的程度来进行评估，将丈夫参与程度分为“高”“中”和“低”三组。评估使用的标准是丈夫在家务劳动中所花费的时间和承担的职责份额。这些评估都是相对的，在40名女性的丈夫中，参与程度评级为“高”的丈夫，相对于被评为“中”的丈夫，仅仅是指他们在家务和育儿方面做得更多，而非存在一个绝对标准的“高”或“中”。评估中得出的数据见表1和表2[6]。
该研究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6]：
（1）只有少数丈夫才会承担平等的现代婚姻中应尽的责任。高度参与家务劳动的丈夫只有15％，育儿活动上则为25％；而低度参与家务劳动和育儿活动的丈夫则占比60%和45%。
（2）丈夫的参与程度是有阶级差异的。在家务劳动的参与度上，工人阶级的丈夫参与程度低，而中产阶级参与度相对较高。尽管越来越多的丈夫开始参与育儿活动，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丈夫的参与程度不高。
（3）与参与家务劳动相比，男性参与育儿活动的倾向更明显。
现代婚姻的特征可能是夫妻之间的地位平等和“相互性”，但是家庭任务层面的不平等不会自动消除。仍然存在着两种婚姻——“他的”和“她的”。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程度普遍较低，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在家务/育儿等劳动之外，夫妻之间的融洽氛围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双方在家务劳动中也会彼此分担的错误印象[6]。
图源：《坠落的审判》
在传统的分工之中，照顾家庭和养育孩子仍是女性的主要责任，家就是女性的领域。女性总是会使用“帮助”一词来描述丈夫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家务劳动表现，仿佛丈夫只是家庭主妇的助手。负责完成家务的责任还是落在女性，而不是她的丈夫身上。只要仍然将家务劳动视作女性的专属责任，那么讨论婚姻是一种“联合”或“平等”的伴侣关系就全然无意义[6]。平等分担家庭责任，也并不只是“把垃圾拿出去倒掉”，而是还要“注意何时该倒垃圾”。正视那些隐藏的情绪劳动，也是达成真正的平等的必要一步。
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中提出，社会存在A面与B面。政治、经济、时间、就业，这些都是社会的A面，而B面则是生命、育儿、看护、疾病、残障等等。A面可以通融，B面却无可取代。男性都在A面，女性一开始也生活在A面，但是随着分娩和育儿的开始，她们就不得不移动到B面。男性会因为疾病和受伤而发生转移，但除此之外，基本上一直待在A面。女性必须往返于A、B两面，比如B面的医院吩咐她“你有流产征兆，请在家休息”。这个女性也需要非常艰难地与A面的公司协商这个问题。如果B面不提出诉求，A面几乎不会主动参与B面。因为只待在A面是很占便宜的事情[7]。
（图源：《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想象一种平等的家庭关系，不能仅要听到女性的声音，还应为独抚家庭提供经济支撑与平等地位，让男性真正参与家庭事务中，让社会B面的诉求与A面的发展并行，我们才有可能建立平等的“家庭联合体”。
02
「母亲与职场」：母职惩罚与社会困境
什么是母职惩罚
当一位母亲走出家庭，进入职场时，除去自身肩负着的日益加重的母职压力之外，她还会面临和承受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母职惩罚是性/别与劳动社会学中的经典议题，旨在表明：在职场中，与没有孩子的女性相比，在职母亲在薪酬、能力认可度和福利等方面面临着不良条件与不利地位。
（图源：《82年生的金智英》）
造成母职惩罚的原因
关于母职惩罚的原因，许多人正在尝试着追问。在大量的学术研究中大致可以被归纳为：
第一，努力和效率的缺失。在职母亲本应当享受的权利——产假和孕期会使得她们的工作经验相较于职场上的其他人更少，母职同样也会分散她们投入工作的精力，使得生产力减少、效率降低，从而遭遇薪资惩罚（wage penalty）；
第二，职场母亲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对母亲友好的职业”。例如拥有灵活的工作时间，出差很少或者周末、晚上加班工作概率较小的工作[9]；
第三，雇主在职场中因“母亲”这个身份而产生的对于女性的偏见和歧视，且这种偏见与歧视与性/别歧视不同。因为性别歧视造成了收入上的性/别差距，如女性与男性的收入差距，但并不会造成母亲和其他非母亲女性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多时候，雇主会先入为主地认为职场母亲会因为需要照顾孩子、承担母职而生产力下降，对她们做出歧视性的评价，从而导致职场母亲事业受阻[10]。
母职惩罚下的女性
在许多影视剧作品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职场母亲常常面临着“同工不同酬”、无法得到相配的晋升空间、难以进入决策高层等等的不公窘境，回家以后还需要经历“两班倒”（double shift），即同样在外工作一天，女性回到家中还有另一份工作，家务、母职，甚至有时会在违背自我意愿的情况下满足男性的性需求……
（来源：《不够善良的我们》）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除开当母职落地时才开始的母职惩罚，先于母职的母职惩罚也同样在围困着无数女性。职场女性在入职时一定会被问到的婚育问题通常让人感觉到无所适从，在自己的事业领域展露锋芒的女性一定会受到“如何平衡家庭—工作”的询问，而因为发现自己怀孕而变得诚惶诚恐、生怕被旁人知晓的故事情节我们并不陌生，因为那些并不是夸张，也不是杜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关母职惩罚的一切正在“有条不紊”地上演。
母职惩罚对职场母亲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这取决于母亲的年龄以及母亲抚养的孩子的数量。比如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母亲可能会比已经加入职场的年长母亲遭受更严重的后果，有更多孩子的女性也更有可能不得不在工作—家庭中做出更多牺牲，从而使自己更容易遭受母职惩罚带来的更大的职业挫折[11]。
除开物质层面，母职惩罚也在蚕食着职业女性的身心健康。生育、养育任务上两性的不平等，以及传统社会结构中主要由女性一方承担着的“再生产”活动，都使职场母亲在面对工作时更加劳累、焦虑，而更多的压力又难以得到真正的平台和空间去缓解与释放，身体的自主权和自我的话语权仿佛被一点点剥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母职工资惩罚”相对的，则是“父职工资溢价”。大量研究发现，在女性生育之后工资收入显著下降的同时，男性的工资收入却有适度提升，即享受“工资溢价”。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生育对我国男性的工资收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女性工资的惩罚效应很小，接近于0。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深入、养育观念的改变、性/别意识的传播，生育对男性的工资溢价不断下降，但对女性的工资惩罚则以更快的速度上升，使得男女工资差距被不断地拉大[12]，而这样的情况在今天仍然并未得到较好的改善。
2024年5月4日，央视新闻在其官方抖音上发布一则采访航天员刘洋的视频。同样作为一个职场母亲，在被问到“你怎么兼顾事业、学业还有家庭”这个老生常谈又经久不衰的问题之后，刘洋直接回答道，“这是一个伪命题”。
（来源：网络）
正如刘洋所说，当“母职”与“惩罚”绑定，当在承担母职的同时还要承担惩罚的时候，我们需要叩问的并不是一个母亲是否足够优秀、足够全面，因为这是一个系统、一个结构、几个时代需要去共同解决的问题。不要再将问题抛给母亲、抛给女性，也不要再将母亲与女性视为任何问题的存在，对于母职惩罚、性别平等、生育子女等议题，我们还需要更准确的认知和更长远的构想。
参考文献：
[1]中国妇女网. 让单亲妈妈群体被更多地“看见”[EB/OL]. (2023-02-06). https://www.cnwomen.com.cn/2023/02/06/99266779.html.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23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EB/OL].https://www.mca.gov.cn/mzsj/tjsj/2023/202304tjsj.html.
[3][日]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女性贫困[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4]Erickson R J. Why emotion work matters: Sex, gender,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5, 67(2): 337-351.
[5][美]杰玛·哈特莉. 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23.
[6][英]安·奥克利. 看不见的女人[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7][日]上野千鹤子 / 田房永子.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M].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
[8]BUDIG M J, ENGLAND P. The Wage Penalty for Motherhood[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1, 66(2): 204-225.
[9]BECKER G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0]KAHN J R, GARCÍA-MANGLANO J, BIANCHI S M. The Motherhood Penalty at Midlife: Long-Term Effects of Children on Women’s Career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4, 76(1): 56-72.
[11]Du S. Childbearing Risk, Job Sectors, and 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23, 42(2): 21.
[12]许琪. 从父职工资溢价到母职工资惩罚———生育对我国男女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其变动趋势研究 (1989~ 2015)[J]. 社会学研究, 2021, 5: 1-24.
作者简介：Abraxas，昭昭。编译：青豆，达生。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爱与生命（ID：sexuality_edu），爱与生命，是刘文利创办的传播全面性教育的平台，关注儿童青少年健康、福祉与尊严的实现。
原作者名: Abraxas，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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