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活着》里的创伤心理学：在苦难的深渊中，生命的韧性如何绽放
《活着》是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由余华的同名小说改编。
该影片主人公福贵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历史进程中人与人的生存搏斗以及自己的内心路程，其不仅仅刻画着时代的面貌，更多的是人们精神力量的存在。
该影片揭示了人性深处最感人的坚韧力量。故事的结尾，年老的福贵佝偻着背，缓缓地走向夕阳，那身姿不仅仅是隐喻着夕阳迟暮的悲凉，同时也是透过福贵的命运揭示出生命的真谛——人生虽充满未知的困境，但我们依旧可以用坚韧的意志和强大的内心平衡力，让生命在创口处也能开出花来。
01
创伤累积中的心理防御机制：
生存本能的智慧
福贵的一生是一部密集到令人窒息的创伤史。
他从富家赌徒沦为贫困农民，从战争幸存者变成了孤寡老人，每一次在人生遭际上的变迁都造成了他内在性的裂痕与创伤，电影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述人面对命运的巨大打击时的内心反应与自我防护。
父亲福贵在自己的儿子抢救别人牺牲掉时，只是坐在一边无言地看着窗外，漫不经心，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这里呈现的是一种叫作“情感隔离”的心理防御机制。
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当某人的情感冲突过多超出承受力时，它的潜意识会自动切断情感与思维之间的联系，从而避免整个心理结构的瓦解。
福贵这看似麻木的表现，是内心深处为了保护自己不至于崩溃的“生存策略”——人在重大打击面前，容易因情感失控而引发思维分裂。人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只好在心里筑起一道墙，暂时把情感隔离起来，唯有这样才能为后续的创伤修复带来可能性。
妻子去世是更重要的、也更为隐蔽的一种心理保护机制的表现，即她去世时告诉丈夫他们来世还要成为一对夫妻。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替代性补偿性的过程。当痛苦变成现实中无法承受之重时，人们往往借助于想象的价值体系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
这个心理运作过程并非简单的逃离，而是在极端情境下的过着生活的方式，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想象性的满足”，借助于理想的未来情景的想像来缓解自己的当下困境。一方面是对丈夫的安慰，另一方面是对在家珍生死两难之间坚持活下去的目的和理由的寻找。
另一个值得留意的是电影中当福贵的女儿凤霞死后，他没有像其他的人一样嚎啕大哭，而是为她穿上了自己结婚时穿过的红色衣服。
此行为似乎是一个“升华”的象征，升华被弗洛伊德理解为把原本不能被认可的本我需求改变成被社会所认可的行为。使自己的悲伤情绪转化成了他女儿生命的最后一段充满尊严之时，福贵就使自己的心有所慰藉，并赋予这一悲痛经历以一定的严肃性。
02
存在主义视域下的意义重构：
从创伤到成长
电影中多次出现的“老牛”，是一个深刻且精辟的心理意象隐喻。
福贵把耕牛命名为“福贵”，可以看出他心底的自我定位，希望自己对待生活像老牛一样顽强。“老牛”作为动植物与福贵之间互动的桥梁，可以感受到福贵在经历了亲人相继离世这种重大创伤之后，即使内心藏着深重的痛苦与孤独，他依旧能够从与动植物的相处过程中寻得生命那一丝丝光亮。
在创伤心理学上，这是属于创伤者在失去社会联结后对自然联结的找寻，以此来当作新的人格补位者。
在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活出生命的意义》中，他说最伟大的自由最后只局限于人们可以如何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对待现实。
福贵的孙子也是在心平气和、无感情投入的场景下听着他祖父亲讲述关于他的家族往事，这是他对待伤痛的一种处理和重建过程。
这种改述自己生命故事版本的生存之道，将生命中支离破碎的苦难，汇聚成奔流不息的人生叙事长河，那些曾经无比深重的苦难也就化作滋养生活的甘露。
按照泰德希和卡尔霍恩的研究“创伤后成长”就是，在一个相当程度上，通过一次严重的伤害，人们能够在个人、人际关系、生活方式以及关于生活的方式等多层面产生积极的心理变化。
“而电影最后，福贵脸上露出的微笑则成为了他处理伤痛后重建生命、治愈后发生的良好效果。”
影片中福贵花光积蓄买下那只待宰的牛。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隐喻——他救下了牛，也留住了他残存的生命意义。
福贵悉心照顾着那些动物，在为他者付出的过程中疗愈着自己的伤口，也用这样的方式找到自我的价值。
“你运气好”是福贵在对孙子的陈述中对他的生活态度的变化，由以前迷恋于过去艰难的生活环境转变为期待着现实生活中平淡的生活愿望，这也是关于时间的态度改变，即关于创伤愈合的象征性症状。
心理学家研究指出健康的心理状态要具有协调性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感。福贵达成了这目标，即他接纳了过去的痛苦、体验到了现在生活安静和对未来的希望。
03
集体创伤中的个体心理韧性：
在时代洪流中保持人性
尽管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影响中国二十世纪最大变革的时代，但电影导演张艺谋成功地将宏大的时代改造成了个体心智的战场。
如：福贵在社会大变革期间表现出来的盲目服从和谨小慎微，都是他对群体无意识的引导下他实施自保性策略的做法。
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所展现出来的独特的性格特质和行为模式，不是软弱，而是人们在残酷环境的逼迫下，长出的生存智慧——为了存全性命，人们用忍让掩藏了本性。
美国心理学家安顿·波登提出，“心理韧性”是个体面对重大打击后自我恢复实现发展的可能性。
《活着》的结尾，福贵的最后笑容就是一种韧性。福贵虽然历经磨难，却没有被打败，他感觉到活着的本身也自有其存在的意义，不需要其他的因由才能肯定他。这超越了马斯洛需求论的意义，这是生存的人际存在方式。
影片的一个微妙之处在于：社会大变革期间，他悄悄将皮影戏匣子藏在了床底下。这是他想在群体意识之下，留下个人记忆的火种。
心理学家艾瑞克森“自我同一性”理论认为，人需要在自身生命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不断完成对身份的确认。福贵一生客串皮影，他对“皮影艺术家”最后身份的坚守，象征着福贵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的顽强抵抗。
福贵与春生在其中的关系演变，反映了人与人在群体伤害之下的复杂的人际纠葛关系。
春生是福贵战场上的战友，曾经是福贵的敌人，当春生死亡之后，福贵表现出来的平和态度，意味着他放下了这段恩怨，这是对人性本性的扭曲和挑战。
但在之后，福贵的选择是释怀，他经过人情人性之深，了解了“在这个大水泡儿里面，没有哪一个个人不是受害者，更没有哪一个个人不同时是加害者”。
如今，在人们寻求一种生存意义的语境中，《活着》启示我们：生活的伟大力量来自并不抵制生活中的不幸，而是与不幸同行。在福贵拉着他的黄牛走向落日的时候，那个身影成了人类的精神肖像——在变数迭出的生活面前，活下来，活下去，就是一种终极抵抗。
这抵抗的深处，柔如水，坚如铁，这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生存智慧，也是我们代代相传的精神资本。
福贵的经历告诉了我们一个最核心的生存结论：真正的强大并不是永远不会被打倒，而是被打倒之后能够重新站起来，能够重新站起的力量只是不丧失对生存本身最基本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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