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如厕自由”！这一代中小学生，或许是最无助的一代
之前心榜采访徐凯文老师时，徐老师谈到，只要保证两件事，就能解决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一是每天保证每天八小时的充足睡眠，二是有足够的体育活动时间。
然而，稍微了解一点我们的中学运行机制的朋友都知道，这两个看上去非常基本的要求，大部分学校都是做不到的。
前不久，南方周末的一篇名为《便秘的中学生，和被忽视的如厕自由》的报道被广泛传播，相关议题也冲上了热搜，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孩子，已经不仅是没有睡眠自由和活动自由了，很多甚至连基本吃喝拉撒的自由，也得不到保障。
而在连如厕这种基本的生理健康都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学生的心理健康更是岌岌可危。
01
被忽视的如厕自由
在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里，一个叫乔嫚的高中女生，被严重的便秘困扰：“这一年，我没有一天拉屎顺畅。”
原因是：根本没有时间上厕所。
乔嫚所在的中学实行的是一种特种兵式时间规划，具体到每一分钟应该做什么，都有详细的安排：
早上5:50起床，6:30前进入班级早读，中午12:00下课回家，13:50抵达学校上课，18:15下课，其间有30分钟的时间在食堂吃晚饭，晚自习从18:45持续到21:50。
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安排下，学生的生活被精准地切割，精密计算到几乎每分每秒，以保证学生可以变成一部高效运转的学习机器。
而这已经是很多所谓的超级中学的常规操作，比如著名的衡水中学，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点十分，都做了详细的安排：
即使一些不那么卷的学校，如华东师大第二附属中学，也规定了：
可以看到，基本上，只要上了中学，学生的作息就是早六晚十，只有更早和更晚，但不会更短。
更重要的，在课表里，上课、吃饭、自习……排得满满当当的行程里，却根本没有上厕所这一选项。
而且很多学校课间实行的是“8+2”模式，即：课间十分钟，自由活动的时间是八分钟，剩下两分钟必须提前回到教室里并安静下来。
如果遇上老师拖堂，留给学生上厕所的时间只剩下四五分钟。
在这种安排下，很多学生无奈只能选择通过强忍的方式，控制自己的便意来适应学校的安排：
学校半个月才放一次假，在不休息的周末，时间安排得更为紧凑，接连上两节课才会休息一次，一次十分钟。这时，厕所挤满了人，课间用来上厕所的时间不够用，以至于憋便成为习惯。久而久之，导致便秘。
在公众号湃客工坊一篇名为《一所县中的孩子想要“如厕自由”｜镜相》的报道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
在这所县城高中，类似情况不止一次发生在舒怡身上，紧凑的课时安排和有限的厕所坑位使得按时、规律排便成为一种奢侈。
有时她会为了上厕所牺牲吃早饭的时间，但有时她只能强忍着，有意识地克制自己的便意。刻意抑制便意导致她出现了便秘和其他的肠道问题，这天，距离她上次排便，已经过去了三天。
发生在乔嫚与舒怡身上的事情，并非个例。
学者米鑫2017年对山西省忻州市四所重点中学的在校生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2238名学生中，符合功能性便秘诊断标准的有712人，患病率达31.8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庄羽骁等医生曾于2019年对上海崇明区18岁以下的在读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4969名学生中，患有功能性便秘的学生有693例，患病率为13.95%。
调查还发现，高中组中临近毕业组的学生患有功能性便秘的概率高于非临近毕业组，示范性高中组患病率高于普通高中组，也就是说：
中学生功能性便秘的发生与学业负担呈正相关。
河北省便秘专科医生刘伟栋说：近年来他接诊的患者中，便秘最严重的几乎都是中学生，他们大多一周排便一次，甚至更久：“超过一个月不排便的学生，我遇到过10个。”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雷望红常年关注城乡教育，在调研过程中，许多学生曾向她反馈，在学校没有如厕自由——在疯狂追求成绩的指导原则下，大部分学校都在通过不断挤压学生的自由时间，不断加大学生的学习时长，和增加题海战术时间，来形成竞争优势。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如厕自由权利自然受到了忽视。
其实，在这种一切以提高应试成绩为主的教育原则下，学生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如厕的自由。
02
最无助的一代学生
常常听到一个抱怨，说现在的孩子为什么心理那么脆弱，动辄传出抑郁乃至自残自杀的新闻。
但如果真的了解现代学生的处境，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孩子不仅不脆弱，他们其实拥有强大的心理韧性。
他们其实是在用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在抵抗着严苛的教育环境对他们身心的磨损。
上文提到，为了追求更好的成绩，学校对学生的作息安排，几乎严苛到每分每秒。而为了让这种安排得以顺利地执行下去，学校往往会做出更严苛的规定。
在乔嫚所在的学校：
随意进出教室、说话、睡觉、吃零食、上厕所……都会被视作违反学校规定，有些说明甚至让她感觉到荒唐，比如早起了几分钟、在宿舍收拾行李都会被归为“错误”。
教室里还安装了两个摄像头，360°无死角监控着学生的一举一动。
而舒怡所在的学校：
在熄灯后上厕所会被视为未按规定就寝，有时会被宿管记下寝室的门牌号，第二天在全校广播中通告批评。这与全班的纪律考核挂钩，班主任也会找违纪寝室的所有人谈话。
“如果确实需要上厕所，则需要宿管的同意和批准。”在精确到分钟的集体规训中，舒怡和同学们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被重塑为需要审批的“例外状态”，自由排泄成了需要书面保证的“特权”。
甚至我们还能在网络上看到这种奇葩的新闻：学生晚上在寝室上厕所，被学校“抓获”，判定为“私自上厕所”，属于“重大违纪”，要求他自费打印1000份检讨供各班传阅。
2024年，官媒曾经发文，痛批过现在学校的“课间圈养”现象，起因是一名山西教师发视频吐槽说现在学校里，有7成的孩子，在课间十分钟不出教室。
#消失的课间十分钟#也一度登上热搜。
这背后，同样是学校出于提高成绩与为了学生安全的考虑，而做出了规定。一位杭州妈妈就反映说她儿子所在的学校对课间十分钟的要求极其严苛：“课间不能下楼，也不能跑跑跳跳，甚至还不能大声说话 。”
除了无孔不入的严苛管理外，现在的学生还需要面临无所不在的竞争压力。
几乎所有中学，都会告诉孩子，上了学校就必须“分秒必争”，告诉他们“竞争无所不在”，告诉他们“每休息一分钟，都有更努力的人在超越你”。
在这种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孩子根本不敢停下自己学习的脚步，哪怕为此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晚上放学回到家后，乔嫚会继续学习。23：00是她最困的时候，为了抵抗睡意，她会去洗手间用冷水洗一把脸，或是喝一瓶咖啡来让自己保持清醒。直到午夜十二点，才结束学习，“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家长，是认同这种竞争观念的。
当学校用尽一切方法，来保证孩子成为了一个完全只为冲击更好成绩而存在的“考试机器”时，很多家长会选择和学校一起，为了提高成绩，把更多的压力积压到孩子身上，并相信自己就是在为孩子好。
三联周刊曾经发布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家庭治疗师林红的一篇文章：《开学一个多月后，儿童精神科爆满》，就有读者在底下留言：“环境不允许，谁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可是孩子以后怎么办，普通家庭，没办法做到放任孩子不管啊”。
因为这种竞争背后，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
我们的整个社会体系、教育体系不是均衡的网状结构，而是典型的金字塔，越往下机会越少，越往下资源越少。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必须让自己成为人上人。不是人上人就会是人下人，这种风险让每个人都不寒而栗。
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那么恐惧，那么浮躁。就好像背后有一个无形的血盆大口等着，谁落到后面谁就会被吃掉，我们只好没完没了地你追我赶，甚至不惜彼此践踏。
笑署
我无意于评价那位读者父母的想法对还是错，只是想指出一个事实：当我们在说现代学生为什么那么脆弱、那么容易抑郁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现在的学生，很有可能是最无助的一代学生——
他们需要面对最严苛的监管，无所不在的竞争与无比繁重的课业，却连基本喘息的时间与空间都被压缩到极致，他们需要承担父母的期待，却往往无法在父母那里得到理解与支持，甚至反而需要去理解父母的“无奈”，承受父母传递过来的焦虑。
就像徐凯文老师说的：“如今我们的孩子，是处于整个社会压力焦虑链条的最底端。”
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下面的这些现象了。
03
中国学生正以心理残疾为代价，
换取所谓高学位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表明，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为17.2%，重度抑郁为7.4%。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曾进行过两次全国范围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学生有自杀意念的占17.7%，自杀未遂的占2.7%。这意味着：
每6名学生当中就有1个人有过自杀的意念，每37个中学生中就有1个人采取过自杀行动。
从宏观的统计来看，中学生的死亡案例是小学生死亡案例的7倍，具体比例为7.2:1。少年儿童的自杀人数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攀升，在初中阶段达到峰值。青春期是最容易出现这种自杀行为的。其中，男生自杀的人数是女生的1.6倍。
学生自杀案例发生最多的三个月份是5月、4月、9月——5月因为恰逢中考和高考的摸底考试。4月和9月都是开学初。
在前几年，每年9月开学的第一周，各个城市都出现了学生自杀的现象。因为开学以后，学校要想让学生收心，会进行一次分班考试。很多学生受不了这种打击，选择自杀。
后来也有很多地方教育局规定，开学之初不得进行分班考试，或者至少要把分班考试推迟进行。
2017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搜集了当年公开披露的中小学生自杀的信息（267例），并对其进行了统计分析，总结中小学生自杀原因依次为家庭矛盾、学业压力、师生冲突、心理问题、情感纠纷、校园欺凌六大类。
前三类都是明显和学习压力有关。
2020年，西安一名9岁的女孩因为无法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从15楼跳下自杀，留下遗言说“为什么我干什么都不行”；2024年广州中学生王美美同样选择自杀，在遗书中写道：“感觉现在最累的不是上班，而是学习。”
这些数据和新闻事件，都在表明一个明显的事实：学习压力，已经成为中小学生自杀的首要因素。
当然，自杀毕竟是一个极端现象，大部分学生并不会走到这一步。
但即使没有走到这一步，巨大的学习压力，也会磨损掉大部分学生本该拥有的青春朝气。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黄灯老师在《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就指出，这一代的孩子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特点鲜明的孩子，或贪吃、调皮，或热情、有好奇心”，而更像是“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标准件”，“早已被裁剪成规整的模样”——
我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
而学校教育结出的这些“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还会延伸到这些孩子将来生活、工作、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
就像专栏作家笑署说的：中国学生正以心理残疾为代价，换取所谓高学位。
更残酷的是，在这种残酷的竞争下，很多学生牺牲了心理乃至生理的健康，却未必能换得一个高学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在此念的采访中提到，他去丹麦的一些学校参访时，曾问一位丹麦的校长：“初中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校长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帮助孩子平安地度过青春期。”
步入青春期的青少年，本身就面临着心理的巨变，需要处理一大堆成长性问题，需要学校、家庭的共同支持。
反观我们现阶段的教育制度，不仅没有支持到孩子去平安地度过巨变的青春期，反而是一味的唯成绩论，以升学为导向实行高压的应试教育，甚至严重到剥夺他们基本的生理需要（如睡眠与如厕），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
在辩论节目《奇葩说》中，武汉大学教师陈铭曾经提过一个观点：现代教育最大的特点，不是针对人，而是创造环境，是通过创造出一个能够让人健康自由的成长的环境，实现教育的目的。
而反观我们大部分学校的教育观念，往往都是在驯化人，把人驯化某种冲击高分取得好成绩的学习机器，让学生通过各种方式来适应恶劣的环境，甚至不惜以改变他们的生理习惯，压缩他们上厕所的时间这样的方式，来实现成绩的提升。
这几年，关于校园心理健康的讨论甚嚣尘上，各地教育部门也出台了一大堆法规、规范，但效果始终差强人意。
我觉得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教育观念始终没有转变过来。大部分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解，就是它是用来帮助学校把学生安稳地按在课桌前，不出事地完成学业，最终目的还是提高成绩用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心理教师，最终都变成了“劝学”教师。
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观念，能真正改变，意识到我们要做的，是托举学生健康成长，而非一味地搞好成绩，意识到，我们要做的不是对学生进行各种“教育”，而是打造一个让学生能够健康而自由地成长的校园环境，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的建设才能真正达到实效。
当然，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至少，可以先从保障学生有一个自由而有尊严的如厕环境开始吧。
参考资料（点击题目即可跳转）：
便秘的中学生，和被忽视的如厕自由
一所县中的孩子想要“如厕自由”｜镜相
杨东平教育洞察丨中小学生自杀原因有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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