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杀人魔是怎样生成的？
文：无邪哥哥
来源：无邪谈心社(ID:buddhism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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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杀手的人生轨迹
1988年5月26日，他在甘肃省白银公司23岁的女职工白某家中并将其强奸杀害，这是他第一次杀人，当时只有24岁。
之后，高承勇又持续犯罪14年，实施强奸杀人犯罪11次。
2002年2月9日后他终止了犯案，2016年，被捕获，2018年3月底，一审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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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魔是如何生成的？
高承勇1964年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村的一个贫困家庭，他是在母亲40多岁时出生的，上有5个姐姐、两个哥哥。母亲早逝。
对正常人来说，感情联系是犯罪的重要抑制因素。
感情联系越强烈，个人在打算进行犯罪行为时，就越有可能考虑犯罪行为对这种联系造成的损害。
因此，依恋在控制犯罪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高承勇的母亲早逝，他过早地失去了母爱的关怀。
全家生活困顿，姐姐们先后出嫁，二哥挣苦力溺亡，家庭气氛越来越冷清。
父亲积劳成疾，瘫痪4个月后去世。
当然即使父亲在世时，由于家庭负担过重，父亲忙于农活和家务，也没有给高承勇较多的陪伴和关爱。
后来，父亲瘫痪和去世，他更是失去了家庭的支撑、生活依靠和情感寄托，更加孤独和无助。
犯罪学家赫希认为，“如果与父母的感情联系被削弱，犯罪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在初中升高中时，他考了全校第三名。
这个成绩让他忽然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但高考接连落榜和报考飞行员失利，又使他对人生和未来感到心灰意冷。
“愁眉苦脸了好长一阵子”。
他不甘于务农，于是外出务工，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生活还是依旧贫困。
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残缺、多难、冷清的家庭环境中，高承勇养成了孤僻内向的性格。
他不仅没有朋友，而且与亲人和家族长辈的交往也非常少。
成年后，他与唯一的亲哥哥在分家时因经济纠纷等“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不相往来。
在邻里眼中“高承勇与亲哥形同外家”。
即便见到同村长辈，他也很少主动问候。
凡此种种，高承勇将自己不幸的遭遇和人生的失败都归因于社会的不公。
对社会的痛恨，是驱动他一次有一次犯案的心理根源。
所以，高的辩护律师曾在警方审讯高承勇的笔录上看到，高承勇说“杀完人后，很解恨，很痛快。”
觉得社会对他不公，是缘于他自认为从社会得到的关怀和温暖很少。
这从一个细节上得到验证：高承勇在看守所明显流露过后悔之情的两个案子，一是建安十字路口的女青年，一是电力局的小女孩。
他说，不该杀害建安十字路口那个女青年和电力局那个小女孩。
因为，高承勇进门之后，这两个人对他都非常友好，还给他端茶倒水。
一点点好处，在犯案多年后他仍然记得（虽然最终他还是冷血地杀害了这两个人）。
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高缺乏和需要来自社会的关爱。
婚后与妻子的关系很一般，这在很多媒体的报道中得到证实。
如《方圆》的报道中也披露：高承勇和妻子的关系很一般，妻子的性格与他很不一样，是外向型的人。有时候因为一些生活琐事也会责骂高承勇，但是，高承勇很少去计较反驳，一直都是忍着，最多转身离开。
可见婚姻关系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的温暖。
犯罪学家桑普森等人认为，任何生活事件，例如婚姻本身，并不能增加社会控制，只有通过婚姻所体现出的亲密的家庭关系才能增加社会联结，从而减少生命历程中的越轨行为的出现。
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恶的，每个人都有可能犯罪，犯罪是缺乏社会控制的产物。
T．赫希在《少年犯罪的原因》（1969）中认为，人是不道德的动物，每个人都有犯罪的自然倾向，故无需解释人为什么会犯罪，而应解释人为什么不犯罪。
通俗说，就是解释人为什么不犯罪的理论。
按照社会控制理论的观点，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可以阻止个人进行违反社会准则的越轨与犯罪行为。
一个人与社会联系的纽带弱化或破裂时，犯罪行为就会产生。
从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成长环境和社会交往可以看出，高承勇从小与父母、亲人、同辈的交流沟通很少，缺乏亲情呵护和友情滋养，与社会的联系微弱。
弱的社会联系削弱了家庭、家族和社会对高承勇的控制，使他更容易发生反社会行为。
而按照自我控制理论，自我控制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影响犯罪的变量。
自我控制(self-control)是自我意识的重要成分之一，是个体从幼稚、依赖走向成熟、独立的标志。
自我控制对于个体成功地适应社会相当重要，它是一个人良好个性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
自我控制程度高的人，犯罪的可能性就小；相反，自我控制程度低的人，犯罪的可能性就高。
如前所述，个体自我控制形成并发展于幼儿时期，并在8～10岁之前基本定型。
自我控制是个体社会化的结果，其发展程度基本上是由家庭和学校所决定，尤其是家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孩子对父母的依恋，制约着少年的适当社会化和对行为准则的内化。
在贫困残缺、多劫难的家庭里，高承勇与父母之间的感情依恋微弱，他与父母的沟通和交流非常有限，致使他在童年时期能从父母那里获取的情感安慰、家庭管教、成长鼓励和人生指引都比较少。
在看守所回答记者“你与父母关系好吗？”的问题时。
高承勇直接地回答：“很一般”。
家庭教养功能的缺失，使高承勇的社会化受到了一定制约，尤其是他从父母和家庭习得的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和习惯都十分有限。
他对社会价值体系、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赞同、承认和相信的程度都非常低，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没有得到内化。
对传统社会价值体系、道德观的内化程度低，导致他的自我控制程度低，发生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增大。
在结婚并组建了新的家庭后，他与妻子的感情较为平淡。
坐月子的妻子独自在家挨饿，就连邻居都记得“他的大儿子出世后，他失踪了一段时间，他老婆在月子里喊着隔壁亲戚讨馍馍吃。”
这种不顾家、不关心爱护家人、缺乏家庭责任感的行为，也是遵守社会价值体系的自我控制程度低的具体表现。
媒体报道：更多的时候，高承勇的内心里装着的都是一些负面的情绪，譬如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孤独的人，甚至也承认自己是一个变态型性格的人。
由于性格孤僻，内向，他的人际关系一直都不怎么好，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一个人的自我控制和社会联系都形成于少年时期，一旦形成就在个体生命历程中保持稳定。
高承勇微弱的社会联系和较低的自我控制也在其生命历程中稳定地保持着。成为促动他一次次犯案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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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画
这是媒体披露的高承勇画的一幅房树人图画，可以看到树高耸且树枝尖锐向上，没有树叶。
尖锐的树形和树枝让人觉得很刺眼。
人是侧面像，并且人是裸体、画面显露的左手稍显细长且向前伸，面向画面左侧。
考虑高承勇案件审理已经结束，他自己揣测自己将会被判死刑，知道自己没有未来了，面向左面也就好理解了。
整个人躯干僵直，两腿并拢，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个体与周围环境的尖锐对立关系，同时也不允许自己有一点点大意和放松。
而案子已经被公检法一次一次的讯问弄得很清楚了，让他有被剥光了的心理感受也不意外。
画面上的房子大体方正，房门紧闭，一定程度显示高并不想向外界展示自己，就如高的律师朱爱军提到，和高承勇交谈时，“基本是我们问十句，他答一句，甚至直接沉默。他从不主动开启话题，也从不反问”。
带着一种冷漠的封闭感，“从未敞开心扉”。
房子屋脊两头的山尖，让老邪哥有些不解，专门问过来自白银的朋友，当地的房子，屋脊两端并没有这样高高翘起的山尖，是对人生的不甘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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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罢手？
（2002年），大儿子在一次考试中位居所在乡镇第一名，高承勇似乎看到了一家人转变命运的希望。
大儿子中考后去了白银市读书，妻子跟着孩子一起去陪读。
为供养儿子上学，他四处打工赚钱。
所以，在看守所里，他袒露说：他觉得自己做的事太丢人，特别怕影响到他的两个儿子。
高承勇对看守所中队长吴育祥说，他没有想到两个娃娃能成才，考上学。
写这篇东西时，老邪哥专门问过一位来自白银的朋友，她回答，虽然当地的教育水平整体不行，但是当地人对子女的教育是很重视的。
孩子的学习成绩好，无疑让高觉得很有面子。
这个过程，他与妻子、儿子的感情联系得到了强化，家庭责任感得以建立，社会联系也得到了重建和加强。
正是这种重新建立起来的家庭依恋关系和家庭责任感对犯罪嫌疑人起到了重要的控制作用。
所以，在2002年2月最后一次犯案之后，他终止了继续作恶。
之后的生活，妻子陪两个儿子读书、做饭，高承勇则铆足精神四处打工挣钱。
两个儿子考上大学后，高承勇和妻子在白银市工业学校承包了一个小卖部，经营日用品等小百货，小卖部的生意还不错。
在陪伴孩子升学、就业的过程中，高承勇逐渐体会到了自信和成功。
两个儿子的成功带给高承勇极大的精神安慰和成就感，也平息了他长期对命运的抱怨和对社会的仇恨。
生活平稳而轻松、儿子又有出息，高承勇找到了自小缺乏的自信、自豪、成功和美好，他感到非常满足。
据媒体报道：高承勇的老家邻居透露，2000年前后，即使春节，高承勇也不常回老家。
近些年开始，高承勇回老家的，次数开始频繁起来。
高承勇原本具有的反社会人格障碍渐渐自我康复，他开始主动联系亲友。
有了美满家庭，过上了体面的生活，高承勇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康复了，从而停止了犯罪。
以上，基于能够获取的媒体信息的，个人之见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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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Spencer 杨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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