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让我们更幸福，还是更孤独？
本文由微信公众号 环球科学ScientificAmerican 授权转载
幸福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基因、个人成就，还是人际关系？飞速发展的技术和不断改变的生活方式，究竟是让我们更孤独，还是更幸福？
幸福基因是什么？
2014年，来自英国华威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找出了一个与幸福快乐有着密切联系的基因突变。这个基因被称为5-HTTLPR，它可以影响我们机体代谢5-羟色胺（又称血清素，是一种神经递质）的方式，从而帮助调节我们的情绪、性欲以及食欲。这项研究一开始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有些国家（尤其是丹麦）可以常年占据“幸福指数”评选的前列，以及这种现象是否与他们国民的基因组成有关。可以确定的是，在严格控制工作状况、宗教信仰、年龄、性别以及收入这些因素的条件下，研究人员发现拥有“丹麦DNA”的人，在幸福方面有着更为明显的基因优势。这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拥有更多的“丹麦DNA”时，他就越有可能感到幸福。
这一诱人的研究成果并不只是展现“幸福基因”强大力量的个例。另一相似的研究也指出，基因已经给我们预编码了一个幸福“设定值”。当没有新的胜利或是失望这些外界刺激作用时，我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总会重新回归到这个设定值。一些研究人员已经证明，这一幸福“设定值”的高低在我们出生时已被基因决定了50%之多。而丹麦人之所以如此幸福，可能正是因为基因决定的这一设定值更高。
神经学家们同样也研究了哪些基因会导致脑内产生更高水平的大麻素（花生四烯酸乙醇胺），这种化学物质可以帮助我们镇静。研究发现，有些人因突变而缺少代谢大麻素的酶（意味着大麻素水平偏高），而他们在重压之下会较少地感到生活的艰辛。2015年，康奈尔大学韦尔医学院临床精神病学的理查德·A·弗里德曼（Richard A. Friedman）教授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哀叹道：“我们的满足感、焦虑、抑郁甚或滥用毒品的倾向都因基因差异而被强制分成了三六九等。这种‘被分类’是完全随机而又不公平的！”弗里德曼继续说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能升高体内大麻素这种快乐分子的药物，这样才能帮助那些在基因上处于劣势的人。敬请期待。”
幸福基因下的情绪调节剂
而有些科学家已经开始展望未来了。美国哈特福德三一学院的社会学家、作家及未来学家詹姆斯·J·休斯（James J. Hughes）想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揭开控制诸如5-羟色胺、多巴胺和催产素等关键神经递质的基因的全部奥秘，并通过结合了机器人技术与传统药理学的纳米技术，实现对这些“幸福基因”（类似5-HTTLPR或其他同类基因）的精确调控。
而一旦我们服下这些“情绪调节剂”，这些药剂就可以直接到达我们大脑内的特定区域，与基因协同调节我们幸福“设定值”的高低，并丰富我们对周遭事物的主观体验。“随着纳米技术变得越来越精确，我们在将来也可以用越来越精确的方法实现对普通人的情绪调节。”休斯说道。他不仅是伦理与新兴技术研究学会的执行主管，也是2004年出版的《半机械人公民：为何民主社会必须应对未来的人造人》（Citizen Cyborg: Why Democratic Societies Must Respond to the Redesigned Human of the Future）一书的作者。
以后打一针就可以快乐了么？
这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在不久的未来，人类就可以通过服用“情绪调节剂”过上快乐的生活，但研究幸福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神经学家都认为，这一过程绝不会进展得非常迅速。即使科学家们已经破解了一些让人们快乐的生物学奥秘，为药物刺激情绪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但他们依然无法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过上幸福满意的生活。科学家们已经明确表示，人类的本性远不止是单纯的生物学那么简单。而这一代又一代有关幸福的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窗口，使我们得以洞悉究竟怎样才能过上幸福而长久的生活。
长久以来，“幸福”的模糊定义给研究它的人带来了不少麻烦。
为了让“幸福”的定义标准化并规避掉不必要的语义问题，许多心理学家试着用一种叫做“主观幸福感”的测试手段来对“幸福”进行量化。这种测试方法就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需要依靠被试自身来告诉研究人员他们的幸福程度。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绰号“幸福博士”的心理学家埃德·迪纳（Ed Diener）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领军人物。现在的迪纳已经是盖洛普咨询公司（The Gallup Organization）的资深科学家，该公司提供的一种用于“幸福指数”调查的重要测量方法已被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众多机构所采用。
但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承认上述的方法并不是特别贴合实际，需要做出一些必要的修正。当人们告诉像盖洛普这样的调查机构他们“幸福”的时候，其真实含义可能是极为宽泛的。如果你让青少年对他的幸福程度打分，他可能很容易将他的答案与他的周末计划，兜里的零用钱乃至午休时同伴对待他的方式直接挂钩。而如果你询问的是年长一些的人，比如说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的人，那么即使他们当时正在忍受背痛，周六没有保姆帮助照看孩子或是当天下午要做一个结肠镜检查，他们在回答时也会更倾向于全盘考虑。
存在两种不同的幸福
在过去的大概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行重新思考幸福究竟是什么，并开始将两种“幸福”区分开来。第一种是“快乐型”幸福，意指积极情绪高涨，另一种则是“实现型”幸福。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曾描述过这第二种幸福：“幸福是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之所在，是整个人类存在的全部目标与最终归宿。”这是一种通过“好好生活，好好支配在此星球上的时间”而带来的幸福。医学技术也许很快就可以检测出我们生理上瞬时的恐惧感或是幸福感，但要在技术手段上检测到这第二种幸福则要困难得多。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同时也是畅销书《哈佛幸福课》（Stumbling On Happiness）作者的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认为，人类生来就具备提高自己“快乐型”幸福的能力，并且可以说是十分擅长于这么做的，我们不需要将快乐寄托于什么“情绪调节剂”。吉尔伯特的工作就是研究我们在各种状况下如何说服自己接受外部环境并回归到一种“快乐均衡”状态的方法。
在2004年的TED演讲中，吉尔伯特通过两张并排展示的图片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左边的图片中是一个戴着黑色牛仔帽的人，手中拿着彩票中奖得来的高达3亿1490万美元的巨额支票。而右图中则是一个与左图年龄相仿的人，正坐在轮椅上爬着一个斜坡。“这里有两种图景，我邀请你们思考一下，你们可以假装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然后告诉我你更愿意做哪个？”吉尔伯特对观众们说道。他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有关彩票中奖者和截瘫患者幸福程度的数据是有记录的，事实上，在截瘫患者丧失他们的腿部功能一年之后以及彩票中奖者中奖一年之后，双方相比，中奖的人仅比截瘫患者幸福了那么一点点。
人们之所以会觉得上述两种情况的人幸福感会天差地别，出现这种违反直觉的现象，其实来自于一种被吉尔伯特称之为“预测偏差”（impact bias）的东西。“预测偏差”是指我们会倾向于高估未来事项对快乐的影响。他指出，当我们赢得或输掉一场选举，得到或失去一个恋人，赢得或失掉一个升职机会，通过或没通过一场大学考试的时候，这种倾向都会出现。而事实上，所有这些事件所造成的影响都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小得多，强度也低得多，持续的时间更要短得多。
我们的幸福感终将回归到之前提到的“设定值”，但确实存在影响幸福的因素的吧？
事实上，吉尔伯特告诉本刊记者：“能够让我们产生幸福感的许多东西都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演化历史。我敢打赌即使到了2045年，当人们看到自己的孩子成功，当人们吃到巧克力，当人们感到被爱，感到安全，得到好的物质满足的时候，依然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这些就是幸福的主要组成元素，”他接着说道，“只有人类物种发生演化学的改变时，关于幸福的要素才可能发生变化。关于幸福的问题既是近几年前才提出的前沿问题，也是个早在300年前甚至2000年前就被提出了的古老问题。但我想这样说总是不会错的：‘人类是地球上最具社会性的动物，我们投资于社交关系，而这也成为我们幸福的一种形式。’这一显而易见的答案却被太多人忽略了。”
“所有人都知道让人开心的事物有哪些，”吉尔伯特说，“如果你向别人列举出这些事物，他们会说：‘是呀，你说的这些就同我的祖母还有那些哲学家一直以来说的那样。但秘诀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没有秘诀，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人际关系对幸福到底多重要？
关于人际关系重要性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或许来源于对一群现今大多已是祖父母辈人的研究。关于此研究的信息储存在波士顿市中心一个狭小的房间中，这个房间的档案柜内陈列着有关健康成年男性最全面的纵向发展研究报告——“哈佛大学成人发展研究”，也就是之前为人们所熟知的“格兰特社会适应研究”。
从1938年开始，研究人员对精挑细选的哈佛大学1939届，1940届和1941届的大二男生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和采访。这些人之所以被选中，并不是因为他们某方面存在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看起来都前途无量。（这群人当中包括了未来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以及将在水门事件中领导《华盛顿邮报》的本·布莱德利。）这项研究最初旨在跟踪研究这些似乎注定会成功的人大概15到20年，而在75年之后的今天，这项研究仍在进行，最初参与这项研究的268人中仍有30人健在。
在1967年，这些档案与格鲁克研究的档案被合并到了一起。格鲁克研究是一个相似的研究，但它的对象是456名贫穷但没有犯罪记录的白人小孩，这些小孩成长于上世纪40年代的波士顿内城，尽管这批人去世时的平均年龄比哈佛研究中的那批人要小九岁，但目前仍有大约80人健在。
2009年，《大西洋月刊》的作家乔舒亚·沃尔夫·申克（Joshua Wolf Shenk）询问在格兰特研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前主管乔治·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他认为格兰特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瓦利恩特回答说：“研究告诉我们，生命中唯一真正重要的事就是你与其他人的人际关系。”
申克的文章刊登之后，瓦利恩特立即被卷入全世界怀疑论者的口诛笔伐之中。为了回应这些质疑，瓦利恩特创造了一个他称之为“十项全能指标”的东西，囊括了人们到晚年时（60到80岁）应该完成的可被视作是成功标志的10项成就。这项任务清单包括：在生命的前四分之一时间内找到一份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自己的传记被收入《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中；心理压力很低；在事业与爱情中都能获得享受与成功；从65岁起开始享受人生；身心健康；除了妻儿之外有其他的社会支持；婚姻状况良好以及与孩子有着亲密的关系。
这个清单中，所有的成就都被证明是息息相关的，在一项中获得高分意味着很有可能在其他成就中也获得高分。但在所有这些影响因素中，只有四项是与成功标准密切挂钩的，而这四项都与人际关系有关。瓦利恩特再次证明，一个男人构建亲密关系的能力可以决定他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成功。
对幸福而言，最重要的事就是将‘幸福’移出你人生的字典。
然而，瓦利恩特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书叫《经验的胜利》（Triumphs of Experience）来详细介绍他的发现时，却反对使用“幸福”这个名词。“对幸福而言，最重要的事就是将‘幸福’移出你人生的字典。”他说，“重点在于，很多幸福其实就是像今天我吃了个巨无霸汉堡或是今天我排便非常顺畅这种极为简单的享乐。这些东西与真正的‘幸福感’关系并不大。幸福的秘诀就是能够体验到积极正面的情绪。”瓦利恩特强调说“爱才是幸福的秘诀”，这句话看似老生常谈，但却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要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向别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一定会被取笑，”瓦利恩特说，“但现在我已经找到了确凿的数据来支持‘人际关系才是幸福最重要的因素’这一观点。而找到数据来支持像‘爱’这样感性的事物，总是值得高兴的。”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精神病学家罗伯特·瓦尔丁格（Robert Waldinger）是目前“格兰特研究”的领导者。他提出，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仅与物质上的成功以及幸福的心理状态相关，甚至还影响了生理健康。
“在这所有纷杂的信息和概念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际关系的质量对于自身的影响要比我们所认为的大得多。这种影响不仅关乎心理层面的幸福，还包括了生理层面的身体健康，” 瓦尔丁格说，“如果要对我们80岁时的健康状况做出预测，那么50岁时我们婚姻幸福程度的影响肯定远比50岁时体内胆固醇的含量大得多。亲密的人际关系与良好的社会联系可以让我们保持幸福而健康的状态，这才是最关键的因素。过度惦念着功成名就，或是人际关系淡漠的人，幸福感都比较低。从根本上而言，人类天生就需要人际联结。”
强大的人际关系不仅能让我们更加健康，还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结构。
感到被社会孤立的人常常在很早就成为易患病人群，他们的大脑退化得也会更早，记忆力也会变得更差。利用脑部扫描技术，瓦尔丁格和他的团队发现，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较高的人拥有更多的脑部连接，他们在观看视觉影像时的脑部活动状况也明显优于对生活不甚满意的人。
“投入最多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瓦尔丁格说，“这些投入可能是抚养自己的孩子，也可能在花园里种植花草或是运营一个公司。如果你真的在乎某些事，并且这些事对你确实有意义，而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又可以与其他人有良好的互动，那么这些事就会让你感到幸福。”
即使是发现5-HTTLPR基因可以导致双胞胎之间存在33%的生活满意度差异的耶鲁大学的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也同意社会性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科技进步并不会影响到人类本性的基本特征，”他说，“所以我认为，无论将来技术进步到何种程度，都不会从根本上让我们更幸福。”
研究社交网络的克里斯塔基斯提到，像5-HTTLPR这样的基因对于快乐的影响并没有主观的幸福感那么直接（尽管部分情况下它具有这样的能力），但这些基因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乃至人际关系，这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因素。“基因并不只是作用于我们的身体内部，比如改变我们的神经生理状况，它同样可以在我们的机体之外发挥作用。它可以决定我们交多少朋友，我们选择的朋友是开朗的还是忧郁的，这些东西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幸福。” 克里斯塔基斯接着说：“但假如你具备这种倾向于结交更加开朗的人的基因，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机会使用，你也可能会感到不幸福。”
撰文 亚当·皮奥里（Adam Piore）| 翻译 杨科 | 审校 胡家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环球科学ScientificAmerican，经授权发布，转载请联系 环球科学ScientificAmerican（邮箱：editors@huanqiukexue.com）
文章来源于网络。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相似内容
相关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