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弑母”失败造就现实中的弑母惨案——读《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
作者：王佳萌
来源：微信公众号：春萌心理（ID：harumoepsy）
世界之间的转换犹如惊涛骇浪。以色列宇航员伊兰·拉蒙在世界之间的转换中没能幸存下来（他在2003年哥伦比亚号太空舱重返地球大气层遭遇舱毁人亡）。我正在经历一场同样巨大的震荡。要么以死亡为终结，要么代之以不一样的人生。
——《分析性一体的涌现：进入精神分析的核心》
（全文约9500字，阅读约需25分钟）
吴谢宇弑母案最初曝光时，我仍在北大读书，对这一由北大学子犯下的恶性案件印象深刻，但一直以来只有机会断续读到一些新闻报道，未能更完整深入地了解此案。近日读了《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感到本书中包含的案件情况以及相关人士的个人史、家庭史，构成了非常适合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理解的文本。
本文中我将尝试结合一些精神分析理论去讨论吴谢宇案，我认为对这一案件的理解方式之一是，在正常的心理发展中本应发生的“精神弑母”未能实现，最终导致象征层面的“弑母”跌落成为现实层面真实的弑母惨案。
与案件本身相关的材料均来源于书本，如有事实方面的重要错漏欢迎指正。
01
悲剧的底色在最初就已经写就：代际创伤的隐形传递
在讨论本文最核心的“精神弑母”主题之前，我希望先引入吴谢宇案中不可忽视的代际创伤的视角。
如果我们孤立地去看，吴谢宇案就是一个小家庭内部的弑母案，可是如果我们把吴谢宇父母双方的两个家族一起纳入视野，我们会看到众多的创伤如幽灵一般潜伏在表面上的弑母案件背后，早早铺就了悲剧的底色。
吴谢宇之母谢天琴的父亲瞎了双眼。他自述其在早年间被划作右派，挨批斗过程中实在无难以自证清白，最终戳瞎了自己双眼。
在他受到政治迫害还瞎了眼后，为了让他往后的日子还有点奔头，他的亲人为他介绍了一位盲女，两人就此结作夫妻，很快地生了好几个孩子。谢天琴就是其中的长女。
父母双盲，这一方面是一个躯体层面的现实，另一方面或许也有某种象征的意义——在这个家庭里，哪怕父母双方尽了全部的努力，孩子始终是很难被“看见”的，无论是在视觉层面被看见，还是在情感层面被看见。
我们可以想象，在谢天琴的成长里，她不仅要承受家庭情况（父母双盲、右派）带来的外界的羞辱、攻击，也要作为视力健全的长女去帮衬失明的父母做家事、照顾弟妹。
她的内心世界、她的情感、她的脆弱她的恐惧她的需要有谁能去看到和理解？恐怕一个人都没有。
她的父亲有文化，哪怕失明了可以通过口头的方式给孩子们讲故事、辅导功课，可这只能提供知识层面的营养，而非情感的滋养。
她所得到的爱和照顾显然不足以修复这样的成长过程所带来的大量创伤。在丈夫和儿子以外，谢天琴的人际关系十分疏离。
如果我们使用精神分析师克莱因的理论去理解，这种疏离背后大概是大量早年创伤所导致的偏执性的被迫害焦虑（paranoid anxiety）——他人是怀揣恶意、不友善的，不会给我什么帮助，假如看出我有什么弱点，甚至可能会加害于我，所以我要隐藏自己，远离他人，这是更安全的。这样一种焦虑属于克莱因提出的偏执-分裂心位（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的特征。
与人疏离让谢天琴感到安全，内心的被迫害焦虑能被缓解，可是这也带来了代价：如果一个人默认他人毫无善意，遇到困难时丝毫不去暴露自己求助他人，也就真的没有机会得到任何帮助了。而这种没能得到帮助的结果也会进一步强化当事人“他人不友善”的想法，形成恶性循环。
这种偏执、不求助的特点，在家庭悲剧的一步步恶化中或许起到了很大作用。吴谢宇父亲吴志坚发现肝硬化后，没能及时求助于朋友而错过了更有希望的救治机会；吴志坚病重时，谢天琴也反复拒绝他人的探视，使得小家庭极度缺少外界支持；到吴志坚去世后，谢天琴又在日记中抱怨人情冷漠，自己一辈子受人欺负。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强迫性重复” 的特点，帮助不是不曾出现，但是大多时候被谢天琴拒绝了，最终她一直在不断重复自身无助、可怜、受欺负的童年剧本。
在吴谢宇身上实际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剧本：北大经济学院的学生在大三时有机会去出国交换，对于向往出国留学以后做教授的吴谢宇来讲，这是特别好的机会。哪怕他家里拿不出钱，北大资源丰富，可以申请到的资助是非常多的，只是他从不向人求助，没有和他人讨论此事，最终也没得到出国交换的机会。
这种不求助体现在方方面面，或许也让他错过了许多本可以挽回这一悲剧的重要节点。
对于自己不求助的原因，吴谢宇这样解释：“我一旦向人求救了，那就不得不让别人知道我和妈妈的脆弱和痛苦了，那别人就要看不起我，看不起我妈妈了。”他觉得求助丢自己的脸，更丢妈妈的脸。
这种对于被羞辱、被看不起的担忧实质上也属于被迫害焦虑。尽管吴谢宇所在的小家庭没有遭受过现实中的迫害，由于相关创伤没有被看见和理解，在他们的内心世界中仍有随时要被迫害的剧本在上演。
刚才写到家庭中共享的偏执多疑的性格特点，可能也正是这样一种性格特点，使得谢天琴对丈夫有一种极致的依赖。
虽然谢天琴对包括比较亲密的马老师在内的“外人”极度疏离，心门和房门都不打开，但她对丈夫和吴谢宇都在情感上十分依赖，不得不与对方分离时会通过写信等方式表达出一种要死要活的哀怨。
这种广泛的退缩和对某一两个人的极度依赖实际上并不矛盾。当你感到世界上都是要小心提防的恶人，你总需要找到一两个“好人”去理想化去依靠，不然你如何让自己继续活下去？这就涉及到处于偏执-分裂心位的个体常用的原始心理防御机制：分裂（splitting）、理想化（idealization）。
在排山倒海的被迫害感中，一个人要想办法让自己感到安稳，便只能把他人都分裂成泾渭分明的好人、坏人，尽全力维持对“好人”的理想化，对“好人”身上那些坏的迹象视而不见，把坏的事情都归咎于当替罪羊的“坏人”。
谢天琴的成长过程恐怕在她内心留下了大量没被消化和看到的被迫害感，使得她哪怕已经离开了受迫害的环境，仍然不自觉地使用这一类心理机制，或许这也导致她无视了吴谢宇身上“成绩好”以外的不好的方面。
这样的心理机制在吴谢宇身上也有所体现，他把父母理想化成杨过和小龙女，无视了父母关系中的父亲出轨等问题。
父亲死后，吴谢宇无力完成正常的哀悼过程，也选择了用分裂的心理机制去应对：面对大学中的失意、迷茫时，他假想父亲内心原本掌握了为他答疑解惑、指明人生方向的重要能力，而如此重要的父亲是“坏”亲戚们不施以援手而最终害死的。如此一来他就有了“坏人”可以去恨、去报复（他最终也通过诈骗实施了报复），这或许让他感觉更有力量、有方向感。
看完谢家，吴家的情况又如何呢？
虽然吴家没有受过政治迫害，但他们同样遭受过大量的来自他人的讥笑、羞辱，这是因为吴志坚的父亲因为肝病早早离世，家里失了男人作为主心骨，吴志坚的母亲也被认为“克夫”而遭众人嫌弃。
吴志坚作为长子，在不幸丧父的家庭中得到了所有人的全力托举，同时也过早地被赋予了要成才并反哺整个大家庭的使命。相比谢天琴，他在成长中大概得到了更多的照顾，然而这种照顾，也是他日后要去辛苦偿还的债务。尽管他对此没有怨言，这其中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或许这种压力也是他身体最终垮掉的一部分原因。
吴谢宇的父母结合在一起，恐怕也有潜意识中创伤的相互吸引——他们都在童年因家庭背景的弱势遭受过他人的欺负。虽然吴志坚的家人听来相对富有情感，吴志坚比较愿意和人接触，没有谢天琴那么疏离退缩，但内心深处这种“弱势要遭人欺负”的感受，恐怕俩人是一致的。
吴志坚的朋友、家人都能感受到他对人报喜不报忧，认为他是担心给人添麻烦，我认为这种习惯背后或许也有上文所述的被迫害焦虑。
吴志坚患肝病后没能更及时地向有医疗方面资源的朋友求助，一方面是顾虑到妻子的看法，另一方面或许也有他自己的童年阴影——他知道父亲肝病去世曾给家庭带来多大的侮辱损害，他深深害怕会重复相同的命运，于是只顾掩盖病情而非寻求帮助。
上文所述的代际创伤的传递，为接下来的一切铺就了悲剧的底色。
02
分离-个体化失败的母子
我认为，吴谢宇案中惨无人道的弑母之举，与“精神弑母”的失败有关。
特别说明，相关讨论并不旨在为犯罪者洗白或指责受害者，我希望这些讨论能有助于我们理解类似的案件，最终有可能让现实中的弑母回到心理层面的“精神弑母”，减少此类悲剧的发生。
模仿精神分析师安娜·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母亲要在场以被离开”，我大胆提出，母亲要（在精神层面）活着以被“杀掉”，并最终幸存下来。
杀掉母亲，这听来严重违背伦理道德，令人闻之色变，但是当我们说“精神弑母”时，这里说的不是把母亲干掉，心理层面的“精神弑母”指的是实现与最最亲近的人的分化独立——尽管我所有血肉最初来自于你，尽管我们关系无比紧密，尽管你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但是我是我，你是你，我们始终是两个独立的人。
精神分析师马勒（Mahler）用分离-个体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这一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要逐渐地走出和母亲的共生，和母亲分离进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精神弑母”需要经过十分艰难的撕扯，毕竟婴儿和母亲本来就是共生而你我不分的一体，我们每个人在自身个性形成之前都只是母亲身上掉下的一块肉而已。
分娩、断奶、离家上幼儿园……这其中的每一步都饱含分离的痛苦，孩子痛苦，母亲其实也痛苦。
对于情感需求比较高且无法从丈夫处得到足够回应的母亲来讲，来自幼儿的真诚、纯洁、全心全意的爱和依赖足以大大填补她内心的空洞。
而当幼儿对母亲全心全意的爱要随着成长而适当撤回，去转向父亲、同龄人、外部世界，幼儿在这个过程里会远离母亲，有时甚至会攻击母亲，这势必给母亲带来一定的失落。
假如母亲未能得到家庭中其他成员的情感支持，她自身也没有情绪能力去承受这种分离带来的失落，她可能会潜意识地惩罚孩子想和自己分离的举动，鼓励孩子继续和自己黏在一起的举动。
她并非有意去束缚孩子，但这样一种由分离之痛带来的潜意识的倾向，就可能带来母婴间分离-个体化的失败。
根据吴谢宇的自述（当然我们无法排除他的自述中包含有意的谎言的可能性。为便于分析，本文假定其自述在意识层面是真诚的，不存在撒谎和故意隐瞒）和周围人的观察，吴谢宇和母亲的关系是十分黏着的——吴谢宇乖巧懂事、永远自觉地争当第一名，这都是为了让母亲开心。
当他想跳楼自杀，他也是想起要按习惯给母亲打电话而走下天台。哪怕为了变“好”他抑郁到已经想杀掉自己，他最大的担心也还是自己不好了就要被母亲扔到垃圾桶了。惹母亲不高兴对他来说仿佛比死亡还要恐怖。
“不是好孩子了就要被母亲扔到垃圾堆”这一说法，来自当时已经27岁的吴谢宇的自述。我们可以从这种说法中感受到分离个体化失败对心灵的重大影响。
27岁的成年人，哪怕已经在弑母和逃亡过程中做过极端暴力、放纵出格的各种举动，其心理状态有时还如同一个弱小无力的稚童，觉得自己要战战兢兢地讨好养育者，感到自己不令对方满意了就要被扔进垃圾桶随意处置。
吴谢宇形成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是因为谢天琴是一位毒母，如何刻意控制、虐待了他吗？并不是。根据周边人的观察，谢天琴对吴谢宇总体是比较宽松的，遇到事情很尊重吴谢宇的意见。
我猜想，吴谢宇用尽全力让自己变好来哄母亲开心，担心不好就被母亲抛弃，是因为他潜意识地感受到了母亲的抑郁、情感不在场，他觉得自己需要“救母”。这种强烈的救母愿望和现实中发生的弑母并不矛盾，都是他内心没有完成和母亲分离的体现。
谢天琴经历过大量的创伤，情绪上敏感，好不容易把情感寄托到丈夫身上，可丈夫又全力给大家庭输血而回避小家庭，不能好好支持她，她得自己去兼顾工作和照顾孩子，到丈夫肝病恶化后又要去照顾丈夫。
在创伤和多方压力的影响下，恐怕她的情绪状态很多时候是抑郁低落的，甚至是不安恐惧的。即便她为了保护孩子而努力去压制，这样一些情感始终也容易潜意识地传递给孩子。我们在临床上常常见到，抑郁的孩子背后其实是抑郁而又绝对不能承认自己抑郁的家长。
小时候的吴谢宇大概不能真的理解母亲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能隐约地感受到母亲大部分时候是死气沉沉的，只有自己爱读书、成绩好、受人夸奖时，母亲是骄傲、喜悦、活力充沛的。谢天琴的学生说，她特别喜欢在课堂上讲儿子，自豪于“我儿子是我一手教出来的，现在是年级第一”，由此可见吴谢宇的优秀所起到的提振妈妈精神的强烈效果。
吴谢宇在写给舅舅的信里如此诉说（在此仅节选其中一部分）：“我爱我妈妈的，上帝啊，我从小到大就是在为妈妈而活着的啊……我每天都活得好累好辛苦好无趣，可我还是逼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想让妈妈开心……想让妈妈不用为我操心，别那么累……“
面对一位在生活上尽职尽责但在情感上缺少活力、死气沉沉的母亲，孩子无法再“精神弑母”，因为这样一位母亲在精神上已经死去了，她属于精神分析师格林（André Green）所说的“死亡母亲”。这样的母亲不是真的死掉了，而是情绪上不鲜活、不在场。
出于孩子对母亲的情感的迫切需要，孩子很多时候无法接受母亲这样的状态，他们会感到自己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救母，在情感上拯救、复活母亲。
他可能会自愿放弃成为他自己，而选择成为给母亲输送情感活力的血袋，因为母亲的情感活力对孩子的精神来说是如同氧气一般不可或缺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他也会感到母亲把自己的生命力吸食了（尽管不是母亲主动要求的），他因此“活得好累好辛苦好无趣”，这势必让他体验到愤怒和怨恨。
这样一种救母最终只能成为一种西西弗斯推石头式的无休止而徒劳的努力，永远劳作，但永远不可能真正成功，因为母亲的抑郁本质上来自于她自己的议题，不能因孩子得到彻底的拯救。
在一次次自我牺牲的、徒劳无功的努力之后，孩子只能感到排山倒海的挫败、愤怒和怨恨。假如这样一些负面情感又因为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而不能被意识到，便有可能在潜意识中不断发酵累积，最终导向行为层面的极端的攻击——弑母。
吴谢宇不断强调自己深爱母亲，这当然不是谎话，但也许他对母亲既有深切的爱，也有剧烈的恨，只是这份恨不能被意识到。
有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叫做“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指的是当人们不能允许自己怀有某种情感，便会将其在意识层面转化为其反面，如将恨转化为极端的爱。
一个比较好理解的例子是，在多子女家庭中，较年长的子女很多时候会对家庭中的新生儿抱有嫉妒、竞争意识，觉得自己能获得的爱被分走了，但是这样的”恶念“很多时候不能为父母和孩子本人所接受，于是年长的子女们会一边把这种恨意反转为意识层面对弟弟妹妹的喜爱，一边做出实质上伤害弟弟妹妹的举动，比如过分用力地抱着他们以致于他们哭喊起来甚至快要窒息。
我们可以看到吴谢宇的言行和这一例子很相似，嘴上和意识层面都是深切的、极端的爱，说妈妈一句坏话都不行，然而其行动展示了排山倒海的恨意。
他没能完成”精神弑母“，而是通过现实层面的弑母表达了自己的恨，表达了想要攻击母亲、和母亲分离而成为独立个体的愿望，他最终也确实在逃亡过程中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过上了所谓”真实的生活“，可这一切的代价实在太恐怖了。
03
缺席的、尽责的、出轨的、生病的、死亡的父亲
母亲能否鲜活地、富有生命力地存在，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情，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包括父亲在内的整个养育环境。
哪怕母子分离遇到了困难，假如父亲能够充分地在场参与，他作为“第三者”也能够使得母子之间紧密的捆绑松弛一些，让孩子更有机会向外发展。
然而吴志坚从家庭中缺席了，他不愿意在情感上和谢天琴亲密，而是在单位找了出轨对象去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这或许也使得谢天琴的情感需要只能大量指向儿子，母子之间绑得越来越紧。
当我们把目光从谢天琴转向吴谢宇的父亲吴志坚，我们会看到他也是这一悲剧的重要一环。
书中对吴志坚的描述大多涉及他的言行，极少涉及他的内心世界。这给我们理解吴志坚带来了难度，但是也给予了我们一个和吴谢宇很类似的视角：家里根本没有深度沟通，父母交流都是用吴谢宇听不懂的仙游话，吴谢宇从来没有机会看到爸爸的内心世界，只能看到他说什么做什么。
吴谢宇看到的可能是一位什么样的父亲呢？这位父亲在小家庭里是早出晚归忙于工作的，在大家庭里是全力孝顺反哺的，这似乎给人留下一种他十分尽责的印象，在那个年代，吴志坚应该算是一位模范好男人。
按弗洛伊德的三我理论，人有掌管欲望的本我，负责道德标准的超我，以及在二者间斡旋的自我，吴志坚的形象乍一看给人感觉像是浑身都是“超我”，仿佛超脱了世俗的欲望。
然而在这种全然好的另一面，他实际上也有由本我所掌管的、对于性和攻击的欲望。吴志坚和出轨对象在单位亲亲热热，吴谢宇曾直接撞见这一幕。
出轨既释放了性的欲望，也释放了攻击性——吴志坚对谢天琴的性格感到不满，虽然两人间少有表面冲突，但他通过出轨实质上攻击了夫妻关系，攻击了谢天琴。此外，吴谢宇看到过父亲电脑里的色情片，也多次挨过父亲的打，还有一次因做错事被父亲烫伤而在腿上留下一道疤痕。
一方面是极端的尽责，另一方面是以破坏性的方式释放出来的性和攻击的欲望，小时候吴谢宇要怎么消化这样一种张力，怎么理解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怎么模仿父亲而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男人呢？他没有交心的人，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跟妈妈讲。
与吴志坚身上的这种张力很类似，吴谢宇也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两面：在弑母之前他在尽力活成一个断绝人欲、浑身都是”超我“的懂事好学的孩子，不与人冲突，还要努力戒色来杜绝性欲。
然而弑母之后，他本我中的攻击性与性欲从此爆发出来。弑母当晚，他就入住酒店购买了性服务，此后他也大量购买性服务、性玩具，还到夜场去工作，和原本好学生的形象形成极大的反差。
即便欲望已经以如此猛烈的形式爆发了出来，他似乎仍然深深羞耻于这些欲望的存在：开始逃亡之前，他砸坏自己的电脑，这是因为里面有大量黄色影片，他不愿意被人发现。
实际上，适当地体验和释放自身的性欲和攻击性本来也是一个人生命力的来源，过度地压抑才会使这些欲望最终以扭曲的、破坏性的方式爆发出来。可惜吴谢宇没有机会从父亲身上学到如何以健康的方式去和欲望相处，毕竟吴志坚自己也没能做到这一点。
在吴志坚身上除了这种“超人”和欲望之间的张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他的疾病、以及最终的死亡——在中年人本该正当年的年纪，吴志坚就因为慢性肝病逐渐恶化而变得形容枯槁，最终离开了人世。他走时吴谢宇还在上高中。
青少年时期本来就是充满内心动荡的，在此基础上还叠加撞见父亲出轨的惊愕、看到父亲病得不成人形以及最终丧父的痛苦，一个孩子要如何在内心理解、整合这么多复杂、混乱的东西？
吴谢宇没有去面对，而是选择了像鸵鸟一样一头扎进学习里。这或许促使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可这种优秀实质上是对于创伤的一种补偿，光鲜亮丽的成绩背后实际上是千疮百孔的、未完成哀悼的内心世界。
04
大学和爱情，两次机会：一个没抓住，一个来晚了
《人性的深渊》中呈现了吴谢宇经济学院的学长姐对北大的一些描述，我也结合我在北大读书的经验讨论一下为何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没能成为吴谢宇走出小家庭，完成分离-个体化的机会。
北京大学资源丰富、百花齐放，对人的束缚规定比较少，往好了说学生很自由，往坏了说学生容易变得“无组织无纪律”。举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北大学生大都是迟到惯犯，大家约某时间集合，一定几乎没有人准时到，所以张罗事的人需要把集合时间说早一些，以留出大家迟到的空间。那些准时到场的人大概率是新生，并且也会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逐渐“腐化”。
那在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百花齐放的环境里，如果一个学生大概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乐意向外寻求，他就可以有的放矢地取得丰富的资源而茁壮发展。
然而吴谢宇在考高分以外既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恐惧于向外求助，如前文所述，他感到求助是丢自己和妈妈的脸的。
他从小到大唯一知道的是想拿第一名来让母亲开心，可是北大汇集了各地的天之骄子，拿第一名十分困难，再者到了百花齐放的环境里，单一的评判标准已逐渐消失。
我渴望什么？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吴谢宇心里恐怕没有答案。他希望能去问问父亲，可父亲已然不在人世了。他也不能把困惑告诉妈妈，因为妈妈已经很辛苦了，不能给她添麻烦。
在迷茫之中，我们会渴望情感支持，这种渴望也可以驱动一个人在大学去建立人际关系。但是问题又来了，吴谢宇从小只和父母在情感上绑定，他压根不懂怎么和同龄人真心相处，怎么去从零开始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
相比中学时期，这种问题在大学只会体现得更显著，中学时同班同学抬头不见低头见，很容易发展出关系，而大学里大家不得不一起活动的时间显著变少了（在北大可能尤为如此），缔结友谊需要主动选择、用心经营。
这种交友模式的变化对于中学时期有朋友的学生来讲都要去适应，对于吴谢宇来说只会更困难，最终他显然没能交到同龄的好朋友。
那么辅导员、心理咨询等方面的支持呢？虽然客观来讲北大有相对丰富的心理支持体系，但是很遗憾，吴谢宇不去主动求助的习惯或许使得这些资源也没有机会切实接触到他，在书中没有看到关于吴谢宇在北大寻求心理帮助的记录。
哪怕物理上已经离乡千里，心理上的离开最终还是需要个体在家庭以外建立坚实的支持体系，否则就会形成吴谢宇大学时的状态：他仍然还是每天给母亲打电话事无巨细地汇报生活，和母亲继续紧密纠缠在一起。
爱情，同样也是我们走出原生家庭建立新的亲密关系模式的机会，然而对吴谢宇来说，这个机会似乎来得迟了。
他在父母以外建立的第一段亲密关系，是和性工作者刘梦在一起，双方的关系始于交易，而非始于情感上互相吸引。这或许也是注定的，因为吴谢宇实在缺少和人从头建立情感关系的能力。
在两人相处的过程中，他们似乎也逐渐建立了情感上的联结，但吴谢宇在其中始终是手足无措的。
他渴望关系，可是真跟人在一起了又不懂怎么好好相处，怎么去真的和对方亲密地交流感情，他付出的方式似乎就是为对方做事、给对方钱，这就是他在家庭中学到的一切，他不懂别的方式。
2016年2月，吴谢宇计划自杀，并且有意把刘梦卷入其中一起赴死。吴谢宇哭着问刘梦，我死了你怎么办？此时他心里恐怕幻想的是，我死了你一定也活不好，会为了我殉情，那我正好带着你一起死。
而刘梦的回答其实很好地示范了一个分离-个体化成功的心理状态，她不仅爱吴谢宇，也爱自己，爱别的一些人，她告诉吴谢宇说，吴谢宇死了她也会好好活，她希望如果她死了吴谢宇也要这样。
刘梦的回答十分明白地向吴谢宇揭示了：我和你是独立的两个人，我爱你，但我不一定要永远和你绑在一起。我个人推测，刘梦的说法救了她一命，使得吴谢宇没有像对待母亲一样一厢情愿地把刘梦也卷入自己的自毁倾向。
这种独立本来是吴谢宇继续生活下去谈个恋爱有可能学会的，只是此刻惨剧已然发生，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这以后，吴谢宇走上了主动揭露案情和逃亡的旅程。
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分离-个体化之旅似乎从此刻才开始。
那以前他哪怕已经弑母，也没有真正走进现实走进社会，经济上是靠挥霍从亲戚处骗来的钱生活，精神上也活在自己和母亲同在美国幸福生活的幻想里。
开始逃亡以后，他才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参与社会生活，逐渐知道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心中头一遭，有了热情、生机与活力……原来生活这么有趣、这么有意思”。
只是要获得真实的生活，本不必付出两条生命的代价。
05
一个人在生理层面存活或许只需要食物、水和空气，可是要在精神层面存活下来并茁壮成长，他需要他人的情感的滋养。
充满代际创伤的情感匮乏的环境只能养育出一个尚能喘气的精神层面的死婴，一个死婴哪怕在应试教育中取得再光鲜亮丽的成绩，也治愈不了病重的父亲，复活不了抑郁的母亲，更拯救不了他自己。
在吴谢宇案中，我看到的不是善恶分明、恶人有恶报的正剧，我看到的是在一层层叠加的创伤中，未被正视的伤痛与死亡的力量不断增殖，最终吞噬每个人的悲剧。
这个原本看似越变越好的小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死了，只是以不同的形式，最终无人生还。
要如何减少类似的悲剧？我认为我们需要勇敢、诚实地去看到表面的好背后的那些“坏”：
经济高速发展固然让人们填饱了肚子，可是大量的心理创伤还在黑暗中发酵而未被正视；
应试教育卷出了高分高功能的才子才女，可是他们存在的情感缺陷从未被重视和处理（前段时间曝光的谷歌杀妻案也是一个例子）；
孝道文化让我们不遗余力地强调亲子关系中的感恩、反哺，可是恨、攻击和分离本是健康心理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成分……
诚实地看到，便已经是改变的第一步。
主要参考书目：
《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
《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
《分析性一体的涌现：进入精神分析的核心》
《精神分析诊断：理解人格结构》
作者简介：王佳萌，北京大学心理学本硕，目前全职从事动力学/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及翻译工作，提供地面（北京望京）和视频咨询。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春萌心理（ID：harumoepsy），北大心理学本硕，心理动力学取向咨询师。不定期更新心理咨询和精神分析相关文章，咨询预约方式见推送。 “Everybody finds love in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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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名: 王佳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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