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美星

来源：微信公众号：羊村传播（ID：yangcunmedia）

近年来，主打陌生人交友的各类社交平台在青年人群体中风靡，替代朋友、同学、亲戚等传统熟人社交成为其拓展社会交往范围、寻求亲密关系的重要渠道。高成本的线下社交、难以突破的固定圈层以及来自社会期望的压力等，使那些有婚恋需求的人们寄希望于各种约会软件，试图将其作为寻找自己“另一半”的渠道。拥有地理定位、学历身份认证以及算法配对功能的约会软件确实让部分用户得偿所愿，收获了从认识到相爱再到相伴的圆满爱情。然而，随着约会软件合法化并嵌入到社会文化肌理，其作用也不再局限于拓展社会网络，而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择偶实践。

01

追溯：“罗曼蒂克”的兴起与数字化时代的爱情

尽管西方贵族有“罗曼蒂克（romantic）”的爱情，在中国也不乏才子佳人的故事，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传统社会婚恋关系的真实写照。一直到19世纪现代化社会来临之后，“个人化”自由选择配偶“婚姻私人化”才开始兴起，由此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浪漫的爱”。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对于平等和自我的强调将“性”从繁殖中解放出来，人们越来越追求一种平等的基于双方情感和满足的“纯粹的关系”。对于纯粹浪漫关系的追求也使人们将关系中的亲密性和幸福感凌驾于社会文化准则之上，这种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关系逐渐变得难以维持(Hobbs et al.，2017)。面对这些变化，学者们指出当代人的“后现代”爱情观一方面重视情感的交流与表达，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情，另一方面又觉得基于激情的婚姻不够扎实。

进入数字化时代，在线约会软件的出现与流行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围绕约会软件是否会影响人们的择偶实践和亲密关系这个问题，人们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包括用户关系忠诚度(Alexopoulos et al.，2020）、择偶倾向（Barrada et al.，2021)、形象展演(Hanson, K. R.，2021)以及约会实践(Solis et al.，2019)等。有研究显示，约会软件的使用会对人们的亲密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使不少关系陷入危机，比如缺乏沟通、降低关系忠诚度(Alexopoulos et al., 2020）、引发信任危机、引起不必要的攀比等问题频现(Rosenfeld，2018)。但同时这也让人们意识到线下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是当关系出现危机的时候，面对面的沟通可能让双方准确地意识到问题所在并得到有效解决。此外，约会平台的算法逻辑及其隐含的政策使后现代的浪漫关系具有乌托邦特性：一种无风险的、无痛苦、高效率的互动，剥夺了浪漫关系的复杂性(Bandinell, C.，2022)。有研究者表示约会软件的“滑动”逻辑会破坏亲密关系的发展(David et al.，2016)。综上，约会软件流行不仅仅在亲密关系中充当渠道和媒介，而是嵌入亲密关系实践并影响着现代人的择偶观。

02

解读：技术可供性视角下的约会软件对择偶实践的影响

技术可供性强调行动者意图与技术性能的相互关系，指某一特定背景下行动者感知到的其能够使用媒介展开行动（与其需求与或目标有关）的潜能与媒介潜在特性、能力、约束范围的关系。在技术可供性的视角下，技术、社会与人之间不是简单的技术决定社会或者社会决定技术的二元互构关系，而是人与技术之间的一种功能性平衡。技术可供性理论启发我们不再孤立的研究技术，而是强调技术、环境与行动者等多方面的关系结构决定了用户在数字环境中潜在行为和结果。约会平台的技术架构赋予其可编辑性、连接性、个性化以及社交性等可供性，这些技术特性能够为用户所感知并据此展开各种行为，最终塑造了数字时代的择偶实践。

连接性与社交性降低人们对于关系的忠诚度。约会软件通过技术将移动端的用户紧密联系，相较于传统的社群和组织，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上，约会软件都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此同时，约会软件基于地理位置的接近性来为用户推送匹配对象逻辑，方便人们将虚拟空间中的互动对象纳入现实择偶的范围(Yeo & Fung，2016)。不少用户利用平台的连接性“在与一个人约会的同时与两三个人维持关系” (Hobbs et al.，2017)。多样化的选择和便捷的沟通方式为用户提供了选择的余地，让其对失去有恃无恐，也难以心甘情愿地投入到长期关系的维持中。有研究显示，在线约会平台中感知到有更多的可潜在对象和约会成功率会正向影响用户对关系的不忠倾向(Alexopoulos et al.，2020)。

个性化强化择偶的功利化倾向。个体化时代的婚恋具有自由和风险并存的特征，人们一方面要忠于自己的情感和兴趣，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挑选合适的伴侣，否则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承担失败的风险。这种情感和经济的双重逻辑使个体面临着选择的困境。约会平台的算法技术通过协同过滤识别具有相似特征的用户并推测用户喜好，根据用户在其他社交平台的关系网络和数字痕迹来为其推送所谓的“最优选择”对象，从而缩小用户的选择范围，降低选择成本。这看似为用户提供了一种自主选择和控制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个体完全凭借自己感觉做选择的困境，却在一定程度上择偶的功利化倾向。在这个以算法为中介、数据驱动的婚恋市场中，个体被算法和社会标准评估，外貌、职业、经济状况等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理性和效率被应用于爱情和性的复杂性。在线约会平台变成婚恋关系市场化文化中一个工具，那些看似正确的选择不过是基于物质条件的综合考量，而非个人品行气质的独特魅力，传统那种偶然的相遇变成了一种“购买和处理商品”的行为。(Bandinelli & Gandini，2022)。

可编辑性增加了择偶的不确定性。为了弥补在线社交沟通线索缺失的特点，约会软件推出文字、图片、视频、表情包等语言线索来使用户互动更加真实具体，这也为用户进行自我形象展演提供了空间。由于身体的不在场，以及时空关系的非对称性，在线软件上的“我们”更多的是营造的“我们”，个体基于某种社交动机会自主迎合社会标准，对自我形象进行塑造，而非真实的我的直接反映。通过挑选表现较好的照片、表达自己独特的喜好和生活方式等来吸引目标对象关注、获得算法推荐成为用户彼此间心照不宣的手段。用户的“人设”与真实情况出现或大或小差别，这放大了交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性的驱动下，用户将交友平台比作危险的“黑暗丛林”，在使用中保持谨慎(孙萍 et al., 2023)。

03

反思：从技术可供性视角看见“真实”的约会软件

任何媒介技术都有其偏向性，在技术可供性的支持下，在约会软件上，人们从认知到建立浪漫关系的过程被极大地缩短，同时放弃一段关系的成本逐渐减少，纯粹且长久的情感关系难以维持。此外，约会软件的技术效率逻辑与商业的功利逻辑相互耦合，并进一步作用于平台用户的择偶实践。约会软件建构了一个流行的、碎片化的虚拟社交空间，在发挥积极效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便捷性和高效率的互动模式，促使用户陷入择偶认知陷阱。在快节奏和高压力的生活方式下，人们很难有充足的精力和时间来深入了解不同的人。在线约会软件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提供了用户的基本信息，包括职业、薪资、学历、外貌形象、择偶标准、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等，方便用户快速了解对方。这种高效率还体现在用户能够仅仅凭借双方之间的相互点赞等简单互动就展开聊天，其匿名性的特征又避免了害羞和胆怯使对话更加开放和直白，这些技术特性使得关系的建立更加迅速高效。移动终端的普及又使用户能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地地认知了解陌生对象并展开聊天。但这种短时间高频率的互动经不起任何的考验，一旦双方发现并没有线下发展的可能便马上放弃彼此的关系(Hobbs et al., 2017)。情感本应是深入的、持久的，但是由于参与的低成本和高效率，约会软件带来广阔的选择空间，参与者陷入一种“下次还会遇到更好的”“马上就可以认识新的人”的认知，陷入快速拓展人际关系、快速进入选择、快速丢弃的循环之中。

时空异步建构“流动的空间”，催生“流动的爱”。鲍曼（2003）提出由互联网中介的约会是一种“流动的爱”，他认为，虚拟关系正在逐渐取代更固定和持久的“真实”关系，媒介技术的广泛使用导致个人更多地考虑短暂的联系，而不是终身的伴侣关系。约会正在转变为一种娱乐活动，人们将其视为随时可以“按下删除键”的一次性活动(Bauman, 2013)。线上约会平台通过算法技术、LBS技术等建构了一个“流动的空间”，与以熟人社交为主的微信等平台不同，在此建立起来的虚拟人际关系呈现出流动性的特征。在线约会平台的互动没有约定俗成的固定社交礼仪，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与断连变得十分容易。人们通常会间歇性浏览交友软件，消息的回复也没有固定时间，交友平台使用习惯呈现流动化、碎片化的特征。此外，交友平台给人们带来了“流动约会”的体验，即建立一种来去自由、并非绑定的交流关系。这样的“浅层社交”随时可以开始和结束，但又不得不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关系中以“最疏离的频率”谈论最亲密的话题，因此亲密关系的建立被蒙上了一层割裂感(孙萍等，2023)。

工具理性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推动亲密关系的市场化。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提出了“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的概念来解释现代社会运作的逻辑，麦当劳取得成功的四大理性化原则：高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全面控制，在当代社会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Ritzer，2021)。有学者将其应用到在线约会中，认为社交平台和软件的介入使青年的情感需求逐渐裹挟在技术和效率的追逐之中，亲密关系呈现出短期性、快餐式的样态(罗逸琳等，2022)。约会软件将工具理性与数字技术相结合，通过确立可计算的衡量标准以推动恋爱过程的高效率。在这种标准化氛围之下，用户逐渐用一种商品化的视角来看待自己。他们认为在婚恋市场中自己需要参与到自我品牌建构的过程中，将自己推销为“令人满意的商品”(Hobbs et al.，2017)。由此，亲密关系成了一种具有“商品化的游戏”，人们通过有选择地自我呈现来展示自己的魅力，并将其作为交换来筛选理想对象以便从中获利(Bandinelli & Gandini，2022)。

我们需要注意，技术特性虽然能够影响人们的婚恋方式，但并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当代婚恋困境的形成更多是人们情感疏离且社会支持不足的结果，在线约会软件用户的择偶难题不仅是个体的困境，而是社会环境的反应和社会公共需求的表达。因此，除了约会软件完善技术架构、为用户搭建健康有序的交友平台之外，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个体等社会主体都要参与其中，共同解决人们的婚恋压力与生存困境。

参考文献：

Alexopoulos, C., Timmermans, E., & McNallie, J. (2020). Swiping more, committing less: Unraveling the links among dating app use, dating app success, and intention to commit infidelit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02, 172-180.

Bandinelli, C., & Gandini, A. (2022). Dating apps: The uncertainty of marketised love. Cultural Sociology, 16(3), 423-441.

Bandinelli, C. (2022). Dating apps: towards post-romantic love in digital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8(7), 905-919.

Barrada, J. R., Castro, Á., Fernández del Río, E., & Ramos-Villagrasa, P. J. (2021). Do young dating app users and non-users differ in mating orientations? Plos One, 16(2), e0246350.

Bauman, Z. (2013). 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Beck, U., & Beck-Gernsheim, E. (2018). The normal chaos of love.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David, G., & Cambre, C. (2016). Screened intimacies: Tinder and the swipe logic. Social Media+ Society, 2(2), 2056305116641976.

Hanson, K. R. (2021). Becoming a (gendered) dating app user: An analysis of how heterosexual college students navigate deception and interactional ambiguity on dating apps. Sexuality & Culture, 25(1), 75-92.

Hobbs, M., Owen, S., & Gerber, L. (2017). Liquid love? Dating apps, sex, relationships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Journal of Sociology, 53(2), 271-284.

Portolan, L., & McAlister, J. (2022). Jagged love: Narratives of romance on dating apps during COVID-19. Sexuality & Culture, 26(1), 354-372.

Ritzer, G. (2021).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In the Mind's Eye (pp. 143-152). London: Routledge.

Rosenfeld, M. (2018). Are Tinder and Dating Apps Changing Dating and Mating in the USA?. In: Van Hook, J., McHale, S., King, V. (eds) Families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Symposium on Family Issues, vol 9. Springer, Cham.

Solis, R. J. C., & Wong, K. Y. J. (2019). To meet or not to meet? Measuring motivations and risks as predictors of outcomes in the use of mobile dating applications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2), 204-223.

Yeo, T. E. D., & Fung, T. H. (2016). Relationships form so quickly that you won't cherish them: Mobile dating apps and the culture of instantaneous relationships. Proceedings of the 7th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media & society,

罗逸琳, 罗昊, 黄静, & 李晓愚. (2022). 流水线式相亲：微信相亲平台中的择偶观念与社会交往研究. 传媒观察(04), 73-79.

孙萍, 李宜桐, & 于小童. (2023). “中介化爱情”之困：理解线上交友平台的媒介化与性别化. 妇女研究论丛(01), 117-128.

作者简介：安美星，主编：曾润喜，执行主编：杨柳。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羊村传播（ID：yangcunmedia），新鲜有趣的新闻传播学术发现之旅。由重庆大学曾润喜老师团队运营。

© 用户在壹心理上发表的全部原创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回答、文章和评论），著作权均归用户本人所有。文章转载/侵权，请联系邮箱：content@xinli001.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