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揭秘使用抗抑郁药的危害和药物依赖，如何理性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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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erley Thomson是一名专注于精神科药物的作家、研究员和发言者，她对精神科药物的历史、药物起效机制、副作用、依赖性等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曾与英国医药学会、苏格兰政府以及英国全党议会团体合作过。
Thomson的新书《抗抑郁：对流行性抗抑郁药物危害和依赖性的突破性调查》于今年在国外出版，书中主要阐述了抗抑郁药被过度使用时，会带来明显的不良反应、药物依赖性、甚至是酿成悲剧。
最近，Thomson接受了国外节目的访谈，发表了她对抑郁症及抗抑郁药使用的一些观点。有很多抑郁症患者、家属也对抗抑郁药的作用和副作用非常关心，纠结于要不要吃药。对于这部分群体，这篇访谈值得一看，有利于从更多的角度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精神医学的临床用药现象。
Thomson接受采访的文章标题为：重磅！精神药物研究员揭秘：过度使用抗抑郁药的危害和药物依赖（可自行搜索查看全文）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Thomson所有观点都是对的，事实上，对于她某些观点，我并不完全认同。抗抑郁药确实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但也没有Thomson说的那么无效、可怕、会致人死亡。
我们到底怎么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抗抑郁药，尽量利用其优点，避开其弊端呢？以下基于多学科诊疗模式（MDT）的角度，提供一些分析和建议。
01
抗抑郁药可能增加自杀风险？
那还能吃吗？
先来谈谈患者和家属都十分关注的抗抑郁药副作用、不良反应，尤其是增加自杀率的风险。
国外研究表明，抗抑郁药可能增加儿童、青少年及25岁以下成年人自杀（包括自杀观念、自杀行为）的风险，尤其是在治疗开始的前几个月。
可能很多读者对此感到难以理解。抑郁症发展至重度时，患者本来就有较高的自杀风险，为何服用了抗抑郁药之后，还会增高患者的自杀风险呢？
目前，相关药物研究均无法很好地解释该现象。根据我们的多学科诊疗模式（MDT）临床实践，我认为这可能源于抗抑郁药的药理与患者心理变化的共同作用。
抗抑郁药其中的一种副作用是引起焦虑、激越，烦躁不安，尤其是SSRIs类药物，但是不是Thomson所说的“静坐不能”。“静坐不能”是抗精神病药物的一种副作用。在治疗1～2周后最为常见，发生率约为20%，表现为无法控制的激越不安、不能静坐、反复走动或原地踏步，属于锥体外系不良反应。
抑郁症患者一开始只是单纯的情绪低落，对遇到的挫折严重内归因，自责、自罪以及不断自我否定。而服用抗抑郁药之后，药理作用引发了焦虑、坐立不安、甚至情绪激动。
这种副作用出现的时候，患者会感觉自己的病情在加重，对服用抗抑郁药改善自己的病情的信心降低，更不用说很多患者本来就不愿意服用抗抑郁药，甚至没有治疗动机。
在这个过程中，患者更容易与家人产生矛盾和冲突，如果患者遭受了很多来自原生家庭的叠加性心理创伤，这些创伤很容易被激活，并叠加新的创伤，患者更容易陷入绝望之中，自杀的冲动往往更强烈。
其实，抗抑郁药还有导致“转躁”的风险，也就是有可能导致患者出现轻躁狂/躁狂状态，这是双相障碍的典型症状，也有可能导致暴躁易怒，实际上是一种激越状态，但往往被精神科大夫认为是“躁狂发作”，进而诊断为双相障碍。
可患者是吃了抗抑郁药，才出现这种症状的，能不能诊断为双相障碍呢？国内外精神科临床中都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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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大夫认为算，他们认为不是所有患者吃了抗抑郁药后都会转躁的，那么会转躁的那些，说明他们本来就属于“双相体质”，进而把患者诊断为双相障碍。
有的则认为不算，因为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本来就不同，应该把抗抑郁药减停或换药后，继续观察。我个人更加认同后面这种观点，应该排除抗抑郁药的因素后，再谨慎地下诊断。
除了上面两个“副作用”之外，抗抑郁药还有其它常见副作用，比如导致恶心、呕吐、腹泻、嗜睡等等。不过，对比起上面两个风险，这些副作用比较容易被患者接受，而且随着身体适应了，这些副作用也会减弱。
那总的来说，得了抑郁症，到底该不该服用抗抑郁药呢？这要根据具体病情而定。
如果是轻度到中度抑郁症，这属于“心理障碍”的范畴，病症中的生物学因素还不是特别明显，患者可以尝试通过心理学的手段进行康复，比如在家人的理解和帮助下自我调整，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结合运动疗法、营养疗法。
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尝试通过我们的“多维度心理障碍快速治疗法”（MDPDRT）来康复，相对来说速度更快，也更容易解决深层次的心理根源问题，令患者获得提升。
可如果属于重度抑郁症，比如有强烈的自杀念头，甚至是频繁的自杀行为，又或者处于木僵、亚木僵状态的话，最好服用抗抑郁药打破恶性循环，控制病情。
如果有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话，还需要服用抗精神病药等，甚至结合改良电休克治疗（MECT），迅速改善、甚至消除这些症状，这是极其重要的。
可能还是有父母会担心，那抗抑郁药带来的自杀风险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首先，并不是说只要吃了抗抑郁药，就一定会遭遇这个风险。不同患者对药物的反应不同，我们接诊的很多抑郁症患者就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算出现了副作用，不同个体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所以，所谓的“自杀风险”，指的是有一定的概率，但并不是一定会发生。
还有，两权相害取其轻，对于重度抑郁症患者而言，如果不服用抗抑郁药的话，后果可能更加严重，悲剧更有可能发生。所以，此时抗抑郁药的使用是利大于弊的。
而且对于自杀风险，只要父母加强陪护、防范意识，加强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避免与孩子发生剧烈冲突，这种风险是可以大大降低的。
所以，很多精神科大夫在开药时不会提及抗抑郁药有可能导致的自杀风险，往往是担心患者、家属一听就不敢吃了，盲目抗拒药物。但很多大夫会叮嘱父母，说吃这个药起效之前可能有些烦躁、不适应，要注意密切观察，陪护好孩子，别出意外。
也就是说，我们不宜放大抗抑郁药的风险和弊端。而Thomson的观点就有一点放大了，不够理性、客观。
精神医学是有很大局限性，但也有明显的优点和作用，病情严重时，我们不能盲目排斥抗抑郁药等精神科药物，更不能连去看精神科大夫都不愿意。
对于大部分精神心理障碍患者来说，在接受精神科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再结合心理学手段、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运动疗法、营养疗法等等，多管齐下，是更加符合实际的康复手段。
02
吃抗抑郁药会不会“成瘾”？
除了抗抑郁药可能导致的自杀风险外，还有很多家长关心这种药物会不会“成瘾”，会不会出现药物依赖，也就是一旦吃了就很难停下来了。
首先，从医学的角度，“药物成瘾”和“药物依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药物依赖更多指的是躯体上的依赖，比如糖尿病患者服药后就存在一定的药物依赖，不能突然之间断药，否则很可能就会引起血糖反弹。这不是他们主动地想吃药，而是身体的症状使他们不得不吃药。
也就是说，这种药物依赖患者往往没有明显的心理依赖，吃药是为了免除痛苦、甚至为了保命，而不是为了追求愉快、高兴、兴奋的感觉。
而药物成瘾包含了强烈的心瘾，患者一想到要服用某种药物时，就会开始感到愉悦、兴奋、非常期待；真正服用的时候，药物所带来的愉悦、兴奋体验会更加强烈，形成了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他们非常享受，而且主动追求这种感觉。
很明显，抗抑郁药主要引发的是药物依赖，而非成瘾。抑郁症患者一想到服用抗抑郁药，不会出现愉悦、兴奋的情绪；而是骤然停止服用抗抑郁药时，有可能会出现抑郁情绪，还有躯体停药反应，导致患者非常痛苦，这才驱使患者不得不继续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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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抗抑郁药有可能导致药物依赖，那我们要吃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尽量吃的时间短一些？也就是Thomson说的“短程服用抗抑郁药”？
Thomson没有说明这个短程是多短，不过，主流精神科认为，如果抑郁症患者选择了药物治疗，就最好足量、足疗程地服药，而且对于复发3次或3次以上的患者，最好长期服药、甚至终身服药。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抗抑郁药的依赖性，就擅自减药、停药，如果病情反反复复，后续要吃的药可能更多。而且药物的依赖性不是不可解决的，当病情越来越稳定，特别是心理根源上的问题得以解决后，完全可以尝试逐步减药，甚至最后实现停药。
至于Thomson质疑近几年美国新上市的艾司氯胺酮抗抑郁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问题，这也要理性看待。
2019年3月，美国FDA批准快速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药物——艾司氯胺酮上市，曾引起抑郁症临床治疗和患者群体的关注。我曾就此分析过其实际作用和利弊。
艾司氯胺酮与氯胺酮的副作用非常相似，确实仍然存在一定的急性解离、镇静效应等副作用风险，而且使用不当的话，也有一定的依赖性，甚至是成瘾性。
所以，为了避免被滥用，FAD官方规定该药必须在具有相关监测条件的医疗机构处方及给药，而流通艾司氯胺酮的药房必须确保药物仅分发给REMS认证的诊所及医院。
而且，艾司氯胺酮的起效确实非常迅速，这是它不可忽视的优势。很多重度抑郁症患者服用一般的精神科药物效果不好，情绪症状很严重，无法接受心理治疗。这时，可以利用艾司氯胺酮快速地改善其情绪，令其恢复一定的理性，降低自杀率，也有利于争取时间，跟进其他有效的治疗方式。
所以，如果使用得当，在控制症状这个角度上，艾司氯胺酮也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总的来说，虽然在西方发达国家，确实有一定的过度使用抗抑郁药、轻视了抗抑郁药不良反应的现象，而抗抑郁药也确实有其局限性和弊端，但我们也不能全然否定了抗抑郁药的作用。
讲得通俗一些，该吃药的时候，还是得吃药，不过得科学地吃药。也就是父母在带孩子就诊之前，最好先掌握精神科药物的一些知识，包括药物的作用、副作用，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副作用等等，才能更好地发挥药物的长处。
03
做到这一点，
患者才更有可能真正康复
上面虽然“反驳”了几个Thomson提出的观点，但对于她说的“病人的声音需要被听见”这一点，我非常认同。
患者和家属真的太需要精神科大夫能耐心地、认真地、花更长的时间听他们说说话了！
但是，很多精神科医生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病人就应该听医生的话，遵从医嘱服药即可，不要问那么多，也不用说那么多。他们认为，医生就相当于飞机驾驶员，而病人就是乘客，怎么开飞机是驾驶员的事情，乘客只需要遵守飞机安全驾驶规则与要求即可。
而且，越有名气、越权威的精神科专家，一方面因为很忙，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只相信自己的用药经验，忽视了病人的声音。
不过，这些大夫会这样想并不是因为他们冷漠、缺乏同理心，相反，有很多专家医德很好，责任心也很强。他们之所以不重视倾听病人的声音，主要与他们对精神心理障碍的认知有关。
我们多次分析过，目前，主流精神科认为抑郁症、双相障碍、强迫症等绝大部分精神心理障碍的病因是不明的，但更倾向于认为是生物学因素的作用，比如遗传因素、神经递质、海马体异常等等。临床中最常见的SSRIs类抗抑郁药，就是基于单胺神经递质学说而研发的。
而且绝大部分精神科大夫不懂得心理治疗，只懂得用药。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精神科大夫认为他们的工作就负责利用药物治疗、物理治疗来帮助患者康复，那自然就不用听那么多患者、家属的倾诉了。
但抑郁症的主要病因真的是生物学因素吗？并不是。
越来越多学者认为抑郁症不是神经递质浓度异常引起的，而且常用的抗抑郁药大约只对不到一半的患者有效果。
而对于所谓的“遗传因素”，虽然科研人员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还没得到有效的答案。一些曾被认为与抑郁症密切关联的基因位点，还被后续的实验推翻。
我们在临床心理干预中，尤其结合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的突破性发现，我们认为抑郁症的主要病因其实是心理社会因素，是患者遭受了叠加性心理创伤，并不断自我否定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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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主要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得到修复后，症状很快大幅度缓解，甚至消失，病情迅速改善后，逐步撤药、减药，最终走向康复。
其实，不一定要接受我们的系统化心理干预，只要患者和家长对抑郁症的心理根源有深入的了解和意识，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明显改善，患者也有望逐渐走向康复的。
我们曾分享一些患者的康复经历，他们没有接受过我们的心理干预，甚至也没有来做过面诊，而是患者父母认真地看我们的文章和视频，积极学习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改变与患者的相处方式，患者的情绪症状明显好转了，学习能力也有所恢复。
所以，如果要从心理根源上帮助患者康复，就必须认真听他们讲述成长经历、内心的感受，有过哪些创伤事件，才能更全面、具体地了解患者的病情，更有可能尽量修复他们的心理创伤，帮助患者加快康复。
最后，Thomson在提到精神健康的重要性时，强调了贫困、无家可归、失业、孤独等因素，更多地将抑郁症归咎于社会环境的因素。
我们曾撰写过相关文章，分析了决定孩子是否会得抑郁、双相的3种后天环境因素——小环境，中环境，大环境。小环境指的是家庭、中环境指的是校园、大环境指的是社会环境。其实，社会环境只是抑郁症的部分病因，我们不能把责任过多地归咎于社会，而是更多地要把握在我们所能够主导的家庭因素上。
孩子是否会不幸罹患抑郁、双相，父母是最大的关键因素。若父母懂得科学的、有智慧的家庭教育方式，避免对孩子造成叠加性心理创伤，孩子出现精神心理问题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而且，就算孩子已经得了抑郁、双相，如果父母懂得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及提升，改善家庭氛围及亲子关系，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孩子遭受过的心理创伤。
这种自我家庭治疗作用不亚于精神科药物治疗及一般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而且更有可能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抗压能力、良好的性格，甚至一家人都有所提升。
希望父母不要将孩子患病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外界，孩子已经生病了，父母要尽快、尽可能寻找优质的、适合孩子的医疗资源。而且，父母自身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尽快掌握一些高效的、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包括学习障碍知识，帮助孩子增强逆商和自我反省能力，通过努力，争取让孩子以良好的状态回归校园中，帮助孩子加快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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