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主你好,我是莹莹咨询师对你的问题很感兴趣,首先我的理解是心师老师心理冲突病与非病,变态心理学中我们作为心理咨询师需要知道我们在从业之后什么个案可以接受,当然就是一般心理问题,不能接手的就是严重心理问题,这其中就涉及到诊断问题。我个人觉得精神分析是一个底盘,学习的东西有些浅薄个人观点,不喜勿喷。■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作为整个转移神经症的核心:“儿子的任务在于使他的力比多欲望离开他的母亲,并将它转移到外部的实在客体上;在于与父亲言归于好,如果他对父亲存有某种敌对性的话;或者在于,通过对他幼儿期反抗的反应,父亲将他变为顺从的奴隶时,他要摆脱他的暴政。这些任务强加给每一个人,他并且指出,它们很少能够通过一个理想的方式成功地完成神经症患者在这些任务中彻底失败,儿子将他的整个活都屈从于父亲的权威之下,并且不能够将他的力比多转移到外部的性客体上。女孩的出路,经过必要的修改,可能也是这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狄浦斯情结可以被看作是神经症的核心”(《精神分析引论》)为什么对于父母的依恋,相当大一部分是无意识的,是一直存在的?为什么俄狄浦斯没有被超越和克服?因为俄狄浦斯式的力比多要求是被压抑的,并因此而持续存在。至于压抑的动机,弗洛伊德确定,它涉及到阉割焦虑,对他而言,以下这个问题仍然是开放的,即什么使这种焦虑永远地存在(《抑制、症状与焦虑》)。对拉康而言,阉割的焦虑指示着,作为阉割的符号化的标准运作没有被完全实现。它通过俄狄浦斯的途径来实现。阉割,也就是丧失完全满足和适合的客体,它仅被语言所决定,俄狄浦斯允许将它符号化,通过把它归因于一个可能对所有人而言的大写父亲的要求(这是我们所想象的符号父亲的功能)。阉割是符号化的,它通常延续了对大写父亲的固着,这是我们标准化的通常方式(这是“症状”一词在拉康的词义中所指示的)。但是,如果症状不是神经症,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俄狄浦斯产生神经症?我们不能忽视实在的父母产生的影响,但用什么标准来评估呢?拉康指出,致病的是主体从实在父亲那儿所接收的东西与符号的父性功能之间的不一致性(《神经症患者的个体神话》,1953年)。问题是,这样一个不一致不可避免,因此将神经症归因为父母让孩子遭受的东西或者没有让他遭受的东西,这是危险的。我们又遇到了这些弗洛伊德从开始就遇到的问题,并且关于此问题他最终得出结论:在神经症中重要的是“精神现实”。Ch.梅尔曼重新采用了个体神话的术语,强调在神经症的构建中,历史化的重要性。他强调对一个共同处境的拒绝:对接受客体丧失的拒绝,从那以后,这个丧失不再被归因为父亲的苛求,而被归因为被认为是最初的和唯一的历史(它当然并非如此:母爱的不足和实在父亲的无能、性创伤、一个弟弟或者妹妹的出生等)。正是在俄狄浦斯的神话、集体的神话开启了一个约定的地方,神经症患者的个体神话永恒化了一个损害。并且,如果这里的确有一个对父亲的固着,这便是通过向他抱怨要求弥补这个损害。因此,神经症患者不单单同父亲或母亲保持着粘连,而是更多地与他的个体神话所组织的最初情境相粘连。Ch.梅尔曼指出,这个处境如同剧情一样被构造,并且这个剧情在其整个生命中不断地重复,将其刻板和失败强加在将出现的各种情况中。这种陷入剧情是神经症所特有的。在精神病中,没有能够被重演的俄狄浦斯悲剧。在恐惧症中(神经症之前的一个时间),的确有一个类似的、引起恐惧的元素的重复的存在,但它却没有登录到一个剧情中。至于倒错,其特征是不变的剪辑,它的目标是接近客体并且既不给出一个故事也不给出具体人物。因此,“童年期所建立的实在充当着未来所有情境的原型。生活是服从于内心法则的梦境并且无视必然多样的现实,冲突仍然是以前的那个”(Ch.梅尔曼:《讨论班》,1986-1987年,未出版)。根据其临床的结果,要点是剧情以失败为结局:“神经症患者抵达实在的方式表明,他再造了未加改变的原初失败的情境。”重复失败的意义为何?是否涉及到最终取得对客体的完美捕获,或者相反地,其结果是他的丧失真的是决定性的?我们将会看到,神经症的位置在两个对立的目的之间摇摆。■来自《精神分析研究》(第二辑)中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周末理论讨论班翻译自法国精神分析家文献
题主你好,我是莹莹咨询师对你的问题很感兴趣,首先我的理解是心师老师心理冲突病与非病,变态心理学中我们作为心理咨询师需要知道我们在从业之后什么个案可以接受,当然就是一般心理问题,不能接手的就是严重心理问题,这其中就涉及到诊断问题。我个人觉得精神分析是一个底盘,学习的东西有些浅薄个人观点,不喜勿喷。■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作为整个转移神经症的核心:“儿子的任务在于使他的力比多欲望离开他的母亲,并将它转移到外部的实在客体上;在于与父亲言归于好,如果他对父亲存有某种敌对性的话;或者在于,通过对他幼儿期反抗的反应,父亲将他变为顺从的奴隶时,他要摆脱他的暴政。这些任务强加给每一个人,他并且指出,它们很少能够通过一个理想的方式成功地完成神经症患者在这些任务中彻底失败,儿子将他的整个活都屈从于父亲的权威之下,并且不能够将他的力比多转移到外部的性客体上。女孩的出路,经过必要的修改,可能也是这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狄浦斯情结可以被看作是神经症的核心”(《精神分析引论》)为什么对于父母的依恋,相当大一部分是无意识的,是一直存在的?为什么俄狄浦斯没有被超越和克服?因为俄狄浦斯式的力比多要求是被压抑的,并因此而持续存在。至于压抑的动机,弗洛伊德确定,它涉及到阉割焦虑,对他而言,以下这个问题仍然是开放的,即什么使这种焦虑永远地存在(《抑制、症状与焦虑》)。对拉康而言,阉割的焦虑指示着,作为阉割的符号化的标准运作没有被完全实现。它通过俄狄浦斯的途径来实现。阉割,也就是丧失完全满足和适合的客体,它仅被语言所决定,俄狄浦斯允许将它符号化,通过把它归因于一个可能对所有人而言的大写父亲的要求(这是我们所想象的符号父亲的功能)。阉割是符号化的,它通常延续了对大写父亲的固着,这是我们标准化的通常方式(这是“症状”一词在拉康的词义中所指示的)。但是,如果症状不是神经症,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俄狄浦斯产生神经症?我们不能忽视实在的父母产生的影响,但用什么标准来评估呢?拉康指出,致病的是主体从实在父亲那儿所接收的东西与符号的父性功能之间的不一致性(《神经症患者的个体神话》,1953年)。问题是,这样一个不一致不可避免,因此将神经症归因为父母让孩子遭受的东西或者没有让他遭受的东西,这是危险的。我们又遇到了这些弗洛伊德从开始就遇到的问题,并且关于此问题他最终得出结论:在神经症中重要的是“精神现实”。Ch.梅尔曼重新采用了个体神话的术语,强调在神经症的构建中,历史化的重要性。他强调对一个共同处境的拒绝:对接受客体丧失的拒绝,从那以后,这个丧失不再被归因为父亲的苛求,而被归因为被认为是最初的和唯一的历史(它当然并非如此:母爱的不足和实在父亲的无能、性创伤、一个弟弟或者妹妹的出生等)。正是在俄狄浦斯的神话、集体的神话开启了一个约定的地方,神经症患者的个体神话永恒化了一个损害。并且,如果这里的确有一个对父亲的固着,这便是通过向他抱怨要求弥补这个损害。因此,神经症患者不单单同父亲或母亲保持着粘连,而是更多地与他的个体神话所组织的最初情境相粘连。Ch.梅尔曼指出,这个处境如同剧情一样被构造,并且这个剧情在其整个生命中不断地重复,将其刻板和失败强加在将出现的各种情况中。这种陷入剧情是神经症所特有的。在精神病中,没有能够被重演的俄狄浦斯悲剧。在恐惧症中(神经症之前的一个时间),的确有一个类似的、引起恐惧的元素的重复的存在,但它却没有登录到一个剧情中。至于倒错,其特征是不变的剪辑,它的目标是接近客体并且既不给出一个故事也不给出具体人物。因此,“童年期所建立的实在充当着未来所有情境的原型。生活是服从于内心法则的梦境并且无视必然多样的现实,冲突仍然是以前的那个”(Ch.梅尔曼:《讨论班》,1986-1987年,未出版)。根据其临床的结果,要点是剧情以失败为结局:“神经症患者抵达实在的方式表明,他再造了未加改变的原初失败的情境。”重复失败的意义为何?是否涉及到最终取得对客体的完美捕获,或者相反地,其结果是他的丧失真的是决定性的?我们将会看到,神经症的位置在两个对立的目的之间摇摆。■来自《精神分析研究》(第二辑)中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周末理论讨论班翻译自法国精神分析家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