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讲虽然大家在标题上看到的关联影片是动画片《神偷奶爸》，但今天我们其实不是只围绕这一部影片展开，今天的话题呢，除了涉及一些电影的情节外，我们还要跳出银幕这个次元，来到电影的幕后，结合电影的台前幕后的种种素材，来聊一聊“表演”这件事的一个副作用——假戏真做。我们去了解“假戏真做”这样一种演员的“职业病”，并不只是想满足一下好奇八卦的心理，而是要从这种演员的职业病里挖掘出一种人们认识自己和塑造自己的特殊途径，这种途径叫做“模拟”（Simulation/Simulating）。今天介绍的这些知识，主要提炼自2019年新鲜出炉的两项新研究，结论都还不是定论，但很有启发性。

我们先从演员的假戏真做开始说起。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新概念，叫做“表演后应激障碍”（post-dramatic stress disorder）。这个概念是由悉尼大学戏剧与表演研究系研究员马克·塞顿(Mark Seton)提出来的。英文是post-dramatic stress disorder，直译是“戏剧后应激障碍”。我把它意译成了“表演后应激障碍”，我觉得更能体现它的含义。所谓的“表演后应激障碍”，指的就是演员入戏太深，陷进了自己扮演的角色里出不来、人戏不分的那种状态。“表演后应激障碍”其实就是“假戏真做”效应。（当然，这个词并不是像“创伤后应激障碍”那样是一个有临床意义的术语，这里的障碍只是指代这样一种特殊状态而已，这个大家要了解。）

我们在一些演艺圈的新闻里经常会看到演员提到自己入戏太深、陷入“表演后应激障碍”的经历。比如英国明星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说，他演完《神探夏洛克》里的福尔摩斯之后，就有点像是被福尔摩斯“附身”了，他在生活里也变得像剧中的福尔摩斯那样很容易不耐烦。他说他妈妈也向他抱怨过，在拍摄《神探夏洛克》那段时间，他的态度变得粗鲁了很多。

在演艺圈里还有很多演员从假夫妻变真夫妻的案例，比如邓超和孙俪、吴奇隆和刘诗诗、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他们都是先在片子里演情侣，结果演着演着就假戏真做，演成了真情侣。

“假戏真做”这种效应并不是演员的专利，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可能都遇到过它。在动画片《神偷奶爸》里，大盗格鲁为了从竞争对手那里偷设备，决定领养三个孤儿，利用她们进入竞争对手的家里制造机会实施偷盗，计划成功之后再偷偷处理掉三个小女孩。可以在平凡的日常相处中，格鲁却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这三个小女孩。格鲁本来打算假扮成一个父亲，没想到却假戏真做，演着演着，演成了一个真的充满父爱的父亲。坏人本来只是想要假扮好人，没想到最后真的成了好人。

格鲁的转变，就是现实中那些假戏真做效应的缩影。我们在生活里多半都遇到过这种“假戏真做”的情形。对公司满腹牢骚的你被领导委派去向新同事吹嘘公司的辉煌业绩，吹嘘完了之后，新同事未必感冒，你自己对公司的态度倒是大为改观。你扮演了某一个角色之后，就真的就会认同这个角色表达的观点。内心的感受被自己扮演的角色裹挟，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心理现象。

有些高手还能利用这种假戏真做效应来操控人心，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观念。比如有些有经验的班主任老师会让班里最调皮捣蛋的孩子当班干部。班干部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帮助老师去说服别的孩子不要调皮捣蛋。结果，别的孩子未必被他们说服，但这些本来调皮捣蛋的孩子自己却变乖了。A想要说服B，方法不是直接去说服B，而是让B去说服C，在这个过程里，B不知不觉间扮演了与A想法一致的角色，于是B就假戏真做，内心里真的认同了A。

那么，心理学家是怎么解释“假戏真做”这种现象的呢？

传统上，最经典的解释是“认知失调”理论。认知失调说的是，当我们的行为表现与我们内心的“自我概念”不相符的时候，我们就会体验到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里的“自我概念”指的是自己对于“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我们的所做作为违背了自己内心中对于“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的认识，那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想把这种不一致——也就是“失调”——给消除掉的渴望。

那怎么消除这种不一致呢？行为已经表现了出来，已经覆水难收了，那么我们就只剩下来两个选择。第一，我们告诉自己，这是“情非得已”的，“我是被逼如此”。“是老板给了我一大笔奖金让我吹牛的，我这都是看在钱的面子上”。如果能找到这种支持行为的外部原因，那外在行为与内心态度的不一致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那如果找不到足够强的外部原因呢？如果老板什么好处也没给，那怎么办？这时我们只剩下第二个选择，我们只能暗示自己，“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我自己真的想要这么做”。“我不是在吹牛，我们公司真的很牛。”

就这样，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护，我们悄悄改变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为了维护“面子”，我们就偷偷地把“里子”给换掉了。

用这种“认知失调”的思路来解释日常生活里的这些假戏真做效应，似乎是挺有道理的。但是，它不太好解释演员们的“表演后应激障碍”。因为演员根本不需要为自己表现得不像自己而辩护嘛，演员的表演只是完成分内工作，并不存在什么维护面子的问题。

事实上，2019年新鲜出炉的一项脑成像研究发现，演员在表演时的脑激活模式与认知失调时的脑激活模式是没有多少重叠的。这项研究的神经科学细节比较琐碎，所以实验的具体内容我就放在彩蛋里再展开吧。这里只跟大家说结果。这项研究发现，当演员融入角色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们大脑激活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那些跟“自我概念”相关的脑区被明显地抑制住了，但是却没有出现与认知失调有关的那种代表“认知冲突”的典型反应。这意味着，在角色和演员的自我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失调可言。

所以，如果一个演员最后假戏真做，用角色的自我取代了原本的自我，原因很可能并不在于他要为角色的行为辩护，而应该是出自于另外的机制。

这个机制，很可能就是我们一开头说的“模拟”（Simulation/Simulating）。

模拟，简单来讲就是“推己及人”，也就是以自己的经历、偏好、特点为出发点来理解他人，这是我们去理解其他人内心时最自然而然的一个心理过程。比如，当你试图去理解你朋友失恋时的感受时，你可能会想起自己上次失恋时的感受。

模拟，是“推己及人”，本来是一个自内而外的过程。但2019年有一项新研究却发现，模拟有一个附带的后果与它的本意正好相反，当我们“推己及人”，拿自己的自我与他人的自我相比较时，一个“推人及己”的反向作用也会悄悄地同时发生，我们自己的自我概念会被他人的自我概念感染。你越是去了解别人，你自己也就会变得越像那个被你了解的人。

在这项发表在权威期刊《实验心理学：综合》上的论文里，来自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者让受试者首先对自己身上的某一项特征进行评分，比如“你觉得自己多有魅力”，然后再让他们想象，如果是一个自己的朋友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他会打几分，一段时间间隔之后，再让他们重新对自己评分。

结果发现，他们第二次对自己评分的时候，分数都变得更接近他们对朋友的评分了。一个本来自认为魅力不足的人，如果认为自己的朋友更有魅力，那么在第二次评分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变得更有魅力了。而且，即便间隔了24小时之后，这个效应依然显著。一天前对朋友的评价，仍然会影响自我评价。

在这个实验里，“推己及人”的操作就引发出了“推人及己”的反作用。

那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推人及己”之所以发生，第一个原因是新信息对旧信息的覆盖。

其实，头脑里原有的知识会被新接受的信息覆盖、篡改、扭曲，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犯罪现场的目击者如果事后听到了很多关于案件的报道，那么他们重新回忆出来的案件场景就会混进去很多后来道听途说的内容，但他们以为当初真的看到了那些东西。但是，以往有一种主流的观点是，我们对自我的认知是很特殊的。一个稳定的自我认知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嘛，毕竟我们的很多选择都是建立在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呢，与自我有关的这一部分知识理应有很强的抗干扰性，应该不太容易受到新信息的影响。但刚才那项研究却发现，自我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更容易被改变。它像其他信息一样，很容易被新的信息覆盖、篡改。在这个实验里，新的信息就是我们对别人的“自我”做的那些推测。

“推人及己”这种反作用发生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人们的归属动机。在那篇论文的第六个实验里，研究者让受试者先后对一个自己喜欢的朋友和一个自己讨厌的敌人作评价，然后再重新评价自己。结果，评价完自己喜欢的朋友后，自我概念被“拐跑”的程度要更加显著。这说明，“推人及己”这种反作用里隐藏着我们的归属动机，我们内心里隐隐地渴望自己变得与自己喜欢的人更加相似，以便让自己在别人眼里变得更受欢迎。

这篇论文的研究结果也间接解释了演员们的“表演后应激障碍”。因为表演的本质，无非就是一种模拟。走到角色的内心中去，是一种被放大了的、被推到极致的模拟过程。那么在揣摩角色的“自我”时，那个“推人及己”的过程也必定会让演员自己的自我与角色越来越趋同。于是，“假戏”也就“成真”了。

从“假戏真做”这种现象里，我们看到了人们塑造自我的两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在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与自我概念发生矛盾时，我们会为维护“面子”改造“里子”，重新塑造内心来顺应自己的外在表现。

第二种途径是：当我们试图理解身边的其他人时，“模拟”这个心理过程会让我们从自己的自我概念出发来推测他人的自我，这时候，我们内心会启动一个“推人及己”的过程，把我们自己调整得与别人——尤其是那些“自己人”——更加相似。

我觉得这两种途径都凸显出了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他人的目光是内化在心灵深处的，我们对于“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的回答，并不是一句孤立于世界的内心独白，我们回答的，其实是多半是“我在别人眼里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好，今天这一讲的内容就到这里。最后请你回想一下，自己过去有没有过一开始只是扮演某个角色或者一开始只是去了解身边的某个人，最后却发觉自己变得与这个角色、这个人越来越像这种经历？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我们下一条音频再见。

参考文献：

Brown, S., Cockett, P., & Yuan, Y. (2019). The neuroscience of Romeo and Juliet: an fMRI study of acting.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6(3), 181908.

Kitayama, S., Chua, H. F., Tompson, S., & Han, S. (2013). Neural mechanisms of dissonance: 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choice justification. Neuroimage, 69, 206-212.

de Vries, J., Byrne, M., & Kehoe, E. (2015). Cognitive dissonance induction in everyday life: An fMRI study. Social neuroscience, 10(3), 268-281.

Meyer, M. L., Zhao, Z., & Tamir, D. I. (2019). Simulating other people changes the self.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