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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911:那些心理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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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作家

       911恐怖袭击给世人造成的心理创伤让心理学家认识到相对于他们分析界定和预测他人行为的潜力来说,其领域的局限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人们开始从多方面重新审视当时的种种。



      这份收录了多篇详述袭击后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失误的文章的报告将作为特刊印发在下月出版的《美国心理学家》上。


      专家们过高估计了在纽约会长时间遭受精神压力的人数。治疗师们匆匆赶到来抚慰受害者,但其采取的一些方式后来被证明对部分人群是有害的。


      对于收看电视上的报道时是否能让人产生同亲身经历袭击时一样的创伤反应时他们陷入了争论。


      罗克珊*科恩*希尔沃表示,这些和其他失误已经改变了心理医生对待伤害性事件的处理办法。美国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艾尔文无意中与期刊的编者们发现了这一特殊现象。


     “你必须明白,”她说,“在911之前我们除了根据处理地震或其他天灾得来的经验以外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去评价针对这些人祸做出的反应。


      911后整个纽约被一片混乱占据,这不仅充斥在街道上,甚至许多心理康复专家心中也是如此——他们知道要去帮助,但不确定怎么做。每一名治疗师都配备了数十名志愿者,他们渴望去减轻每一个看上去遭受创伤的人的痛苦。这些弗洛伊德分析师自发地前往消防局提供无偿的帮助,以帮助那些意志消沉的消防队员。员工援助计划提供免费治疗,以告诫人们自怨自艾的严重性。


      某些特定的治疗无疑是有益的,研究人员说,但其他的却变得令人厌烦或者令人更难过。至少有一位评论家指责治疗师们的表现是在“伤口上撒盐”。


     “我们在纽约做的案例研究不能证实人们是否从那些施助者那里得到了帮助,但是那些施助者却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很伟大,”全国儿童创伤应激中心恐怖主义和自然灾害部副主任、文章的合著作者帕特里夏*沃森这么说道“这当然说得通,我们都清楚利他主义会让人感觉更加良好。”


      但研究人员后来发现,当时的标准治疗方法——敦促一个悲痛的人谈谈他的经历和情绪对许多人来说却是适得其反。当被迫重新经历那场暴行时他们甚至陷入了更深的焦虑和抑郁。


      危机反应小组现在采取一个被称为心理急救的更为温和的方式,教授的基本应对技巧并只有当其有效时才要求受害者重述他们的经历。


      哈佛心理学家理查德麦克纳利并没有参与这份新报告,在他看来,911的最大教训之一,是它“让人注意到这种复述疗法的局限性。”


      另外,他说道,它让人意识到人类远远比专家认为的更容易走出创伤。没有人怀疑,会有成千上万的失去挚爱或从倒塌的摩天楼里死里逃生的美国人仍将生活在伤痛中。然而,据估计,无论如何只有约100000人在袭击发生后,会受到创后应激障碍的折磨,这个数字只占遭遇袭击的总人数的35%。


      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一比率在应急人员中接近10%,在其他纽约人中则更低。 (儿童中这一比率稍高。)


       G.A. 博纳诺,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说:“911前,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心理康复方面做得不错,但袭击所造成的后果让它引起了更多的关注。


      它同样激起了一场辩论,创后应激障碍的定义可能因此很快就会改变。在袭击发生后那段令人窒息的时间里,专家和新闻文章告诫过那些和这场悲剧没有直接联系的人纯粹通过电视上的画面同样也会发展出可确诊的症状。


      之前在高估创伤时提及的那位希尔沃博士已经通过研究找到了这些影响的证据。


     “这种悲观的情绪蔓延到了那些与袭击毫无关联的群体中,特别是那些之前就存在心理问题又看到这些画面的人,他们占了绝大多数,”她说。 “虽然这个数字很低,但我认为数据是可信的。”


      然而麦克纳利博士却不这么看,在一封电子邮件里他是这么阐述他的观点的:“那种认为电视节目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意见是很荒唐的。”


     《诊断和统计手册》即那些由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收集而成的所谓的精神障碍的百科全书的编者们正在争论是否改变对创后应激障碍的确诊标准以排除这些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的情况


      这份新的报告,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评阅了数百份其他类型的911的研究。袭击后美国人普遍变得对阿拉伯人更带偏见,同时更加愿意投入慈善并更多的支持政府对恐怖分子嫌疑人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


      但这些和其他调查结果相比并没有新的发现,以前在其他国家的攻击后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对于他们的愤怒和消沉,袭击并没有催生任何新的可以分析行为的理论,也没有新的疗法。


      相反,有些作者认为,社会学的首要影响就是告诫人们不要认为理论能够轻易地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另一位研究本专题的美国宾夕法尼亚沃顿商学院的心理学家菲利普*E* 泰特洛克则指出情报机构聘用科学家试图去预测的外国领导人和恐怖分子的行为——结果却是有好有坏 。


      文章总结道:“如果科学家们越急于想将他们钟爱的抽象的理论去解决实际的问题,那么他们就越难掌控那些不可避免的大量的变数,也更难保证在大众需要时不会草草给出个答案。”

文:流年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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