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坏妈妈”：面对孩子，精神分析如何做到「有效倾听」？
在儿童心理工作中，“精神分析师”扮演着什么角色？
如何在一开始就与儿童建立起信任关系？
精神分析如何做到有效“倾听”？
今天这篇文章，严和来老师将带你通过一些真实案例，倾听儿童常见心理问题的潜意识根源。希望读完文章，你能带走一种倾听儿童、尊重内在表达的工作方式。
01
保密与尊重：
精神分析的伦理基石
保密，是儿童心理治疗的前提条件
帕特里克阿夫纳拉曾在《倾听时刻》里写下一句话：“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室是一个封闭的场所，而封闭几乎是治疗的必要条件。”
他说：“关于精神分析家和来访者之间的交流，没有什么可以透露，没有什么可以泄露——哪怕病人是孩子，也必须如此。”
这对我来说，不是一句漂亮的表达，而是一个原则，一个绝对不能松动的原则。我在教学和督导中最常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无条件保密。哪怕是家长，也不能来问我孩子讲了什么。我知道这很难，但这正是精神分析能成立的基础。
很多人会觉得，孩子那么小，又不会讲完整的话，保密好像就没那么重要。但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没有强大的自我防御能力，他们的表达更依赖信任。
在我看来，孩子的绘画、游戏、沙盘，这些都是他们在“说话”，只是换了一种形式。他们不一定用语言表达情绪，但他们用手、用身体、用物件在说。分析师能不能真正“听懂”，首先取决于你能不能为他建立一个完全安全、不被打扰、不被打断的表达空间。
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绘画的文件夹只属于孩子自己。家长不能随便翻看。哪怕那张画看起来特别漂亮，甚至你觉得孩子“终于表达出些什么了”，我们也不能拿去给家长看。哪怕你只是随口夸一句“你画得真好”，都可能破坏分析的设置。
因为在精神分析中，我们不是欣赏者，而是聆听者，是那个尊重孩子内心隐秘空间的人。
你必须让孩子相信：这里是他唯一能自由表达、不会被评判、不会被“带去说”的地方。如果这个安全感建立不起来，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是精神分析不同于教育、不同于咨询的根本立场——我们对无意识的信任，是从尊重保密开始的。
一个“沉默”的初中女生个案：保密创造了转机
有个让我印象很深的个案，一位初中女生因为拒绝上学，被母亲带来找我做咨询。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明确跟这位母亲提出一个基本要求——谈话内容必须保密，不能向她汇报。
我对她说：“无论你女儿说了什么，您都不能来问我，哪怕是出于关心。”她一开始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点了头。而那位女孩，虽然表情冷淡，也含糊地表示“可以”。
但真正进到咨询室后，她几乎什么都不说，甚至冷冷地丢下一句：“我根本不想来，是我妈逼我来的。”
面对这个拒绝交流的姿态，我没有劝说，也没有引导，更没有质问。我只是平静地回应：“如果你不想工作，我们现在就可以结束，我不会勉强你。”
她没走，也没说话。她就那么躺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沉默了整整50分钟。我也没刻意做什么，就坐在旁边，做自己的事，但我的耳朵是空出来的——我是准备好倾听的。
这种非强迫、非干预的姿态，反而为我们之间建立了最初的信任。连续几次沉默之后，在第四次见面，她终于主动开口说话了。她意识到，这里是一个不会被打扰、不会被“报告”的地方，于是慢慢愿意表达自己了。
我一直记得这一点——这场分析真正的转机，不是来自“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没有去做什么。我遵守了保密，也尊重了她的沉默。
面对家长的期待与干扰：如何守住界限
在那位初中女孩的个案中，她的母亲在咨询之后频繁打电话给我，急切地想知道：“她有没有变好？她在咨询室里说了什么？她现在还不愿意上学，你能不能再劝劝她？”
面对这些请求，我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对她说：“我理解您的担心，但我不能告诉您任何具体内容。我们有保密的设置。”
我一直认为，在儿童治疗中，父母的焦虑往往会干扰分析工作的节奏。如果我们为了安抚家长而去“汇报”什么，其实反而会让孩子失去表达的空间。他会觉得：“你看，我说的东西果然会被带出去讲。”那他就不会再说了。
在我看来，达成父母的愿望只是治疗的副产品。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孩子愿不愿意重新选择他的人生，是他能不能看见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满足谁的期待。
只有当治疗空间足够尊重孩子本人的经验，他才有可能真正开始“为自己说话”。守住这个界限，不只是技术问题，它是精神分析师的责任，也是我对这个孩子最深的保护。
02
语言之外的倾听：
孩子的游戏和绘画如何表达无意识
无意识不仅藏在语言中，也藏在游戏与绘画中
我们为什么要对儿童保密？因为精神分析不是靠规劝、解释或者灌输完成的，而是靠倾听——甚至是非语言的倾听。
我一直反复强调，精神分析对“无意识”的信任，不仅适用于成年人，也同样适用于儿童。不同的是，孩子不会用完整的句子表达他的痛苦，但他会“玩”，会“画”，会“制造”一个可以说话的世界。
弗洛伊德是从语言中发现无意识的，但我们面对孩子时，不是让他们“用嘴巴讲”，而是我们要学会用“眼睛去听”。我特别想提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拉康曾说过：“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构成的。”
它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说出来”的话，而是结构性的，是在表达方式中的。所有具有语言结构的都是“语言”，并不仅仅指口语。
所以我始终认为，精神分析师要有能力在一幅图画、一个动作、一次沉默里“听见”一些东西。这种倾听，不是听他说了什么，而是倾听他在表达什么——哪怕他并没有开口。
这种“非语言的倾听”，正是儿童精神分析中最难、但也是最关键的部分。它需要你足够敏感、足够稳定、足够愿意相信：哪怕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也可能说了很多。
漏水的奶瓶：一个沉默女孩的胶泥作品
还有个我印象很深的案例，一个不愿讲话的小女孩通过胶泥来进行表达。她先做了一个奶瓶，装满水，想要“喂”一个布娃娃喝水，但奶瓶底部有个洞，水全都漏掉了。
她的分析家阿夫纳拉先生本能地想帮她把这个洞修补上，可没想到，女孩又将奶瓶捏出了第二个洞。
这时分析师在瞬间觉察到什么。他意识到，这不是手残，也不是玩闹，而是女孩在表达她的经历——她曾是那个“喝不到奶”的娃娃。她要表达的，不是“怎么喂”，而是无法被喂、无法被满足的早期创伤体验。
你不能强行去修复。因为那不是一个破损的奶瓶，那是她的一段历史，是她对自己婴儿期经历与磨难的一种再现。
我特别感慨地说过，如果你第二次再把那个洞补上，那你就不是一个分析师了。你成了一个教育者，一个“指导她怎么当一个好妈妈”的角色。但她在那个时刻，不需要我们教她怎么喂养别人，她要表达的，是自己曾经作为“被喂养者”的痛苦。
这个案例对我来说，揭示出精神分析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工作态度——不是替孩子解释，而是陪他重现；不是教他怎么做，而是允许他说出来，哪怕是通过游戏、胶泥、一个看似重复又破碎的动作。
游戏与沙盘，是孩子的“母语”
我想强调，像绘画、沙盘、胶泥、积木、角色扮演这些活动，都是儿童心理咨询中不可或缺的语言形式。我经常跟学生说，那些小玩偶、玩具，其实就是孩子的词汇；他们如何摆放这些物件，就是他们在“造句”。你要理解的，不是他摆了什么，而是他在表达什么。
比如，一个孩子在沙盘里反复地埋藏、掘起、再埋藏同一个玩偶，这可能就是他对死亡、丧失、被抛弃的某种重复表达。他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在讲这些事，但他的无意识已经通过这个“游戏动作”讲出来了。
你不能直接去问他：“你是不是害怕爸爸妈妈不要你了？”你只能陪着他一起看、一起想，有时候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听。
但这个“听”，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听声音”，而是一种更深的倾听，是一种悬浮的注意力，是情感开放状态下的整合性关注。
你必须全身心地跟着他走，听他怎么用这些沉默的语言告诉你他的世界。不是你去打破沉默，而是你尊重他的存在。
我始终相信，当我们足够尊重、足够安静的时候，孩子就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把他生命里的裂缝展现出来。
03
角色与位置：
分析师该如何“被使用”
精神分析师不是教育者，而是“被孩子使用的人”
我特别想澄清一个经常被误解的定位问题——精神分析师不是老师，也不是教育者，更不是“指导父母育儿”的专家。
我们很多时候会不自觉地被推到一个“教孩子、改孩子、劝孩子”的位置上。但精神分析从来都不是这个。它不是一门“怎么做才对”的技术，而是一种倾听无意识、陪伴成长的工作。
我始终认为，精神分析师真正的位置，是“被孩子使用”。拉康说过一句话：我们要成为来访者能够使用的人。这种“使用”，并不等于被操控，而是说，你必须成为他心理结构中某种意义上的替代对象——也许是被恨的爸爸，被遗弃的妈妈，或被依赖又被排斥的老师。
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分析师，你必须接受一个现实：在工作中，你可能不会被喜欢，甚至会被厌恶。我们不能只想着做“好人”。你必须允许自己，在孩子的心理空间中，成为那个“糟糕的妈妈”，或“讨厌的大人”。因为只有你能接得住，他才敢把那些恨、怒、伤、苦投射出来。
我们不是去当“暖心大人”的，而是要帮孩子看清楚：这些情绪、这些关系，是怎么在他心里运作的。
成为“坏妈妈”与“坏对象”：心理空间的重演现场
我记得一个特别典型的场景——在咨询室里，你可能会被孩子怼、被冷落，甚至被讨厌。你可能会觉得委屈、受挫，但请记住，那不是你个人的问题。那是孩子在生活中无法表达出来的情绪，在你这里终于有了浮现的机会。
我曾经接待过一个来访者，一进门就说：“我讨厌你。”那一刻我没有去纠正他，也没有安慰他。我只是说：“你可以继续说说你讨厌我什么。”
这是一种拉康式的姿态，是我主动把自己放到“被情感使用的位置”上。不是因为我享受被讨厌，而是因为我知道，只有我稳定在那里，他才能在这里重演、投射、整理他的情感经验。
如果我们总是急着去修复、去纠正，那些孩子真正要说的东西就再也说不出来了。精神分析不是让你成为那个“理想的好妈妈”，而是让你成为他心中那个“真实的坏妈妈”，让他敢在你面前展现那一面。而你要做的，是不崩、不走、不评判，留在那个地方。这不仅是技术的考验，更是伦理的核心。
分析师的位置，是“不确定中保持稳定的人”
我接触过很多来访的孩子，特别是经历过创伤、父母冲突、被忽略或情绪暴力的孩子。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大人”，而是一个在他们混乱情绪中不离开的人。
这个位置，不是说你要多完美，而是你要稳定。你不能被他们的话挑动情绪，也不能太快想要干预。你得在那个“无解”的状态里，和他们一起待着。
我常说，分析师像一面镜子，但不是普通的镜子，而是一面带着温度、能够包容裂痕的镜子。让孩子在这里看到他自己，也看到他那些原来“不能说出来的部分”，其实，是可以被接住的。
这，就是精神分析师的位置。不是帮他解决问题，而是让问题终于可以被看见。
04
结语：
倾听，是我们给孩子的最大尊重
今天我始终在讲一个词——倾听。这不是一种姿态，也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深刻的伦理立场，是我对人的基本信任。
我始终相信：你准备好了听，他们才可能说。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太多人在告诉他们怎么做、怎么改，却很少有人真正停下来，听一听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而精神分析，就是那个少数愿意等待表达的地方。
我们不急于解释，不急于劝导，也不把焦虑投射到孩子身上。我们只是耐心地、安静地守在那里，等孩子慢慢地，把那些“原本以为不能说”的东西，说出来——哪怕是通过沉默、绘画、游戏，或者是一句“我讨厌你”。
精神分析不是万能的。但它让我一次又一次看到，每一个沉默的背后，都有一个孩子在努力表达自己。
就像我对《倾听时刻》这本书的感受——它不是教我怎么做，而是陪我一起走过临床中最孤独、最不确定的时刻。它不是告诉我答案，而是陪我一起沉默，一起等待那个说不清的东西浮现出来。
这，就是倾听的时刻。
本文节选自咨询师之家App公开课?精神分析下的儿童心理问题?，主讲老师：严和来，由咨询师之家整理编辑。
严和来：巴黎第十三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访问学者，自2000年从事精神分析临床工作至今、著作：《拉康十讲》，译著：《倾听时刻：精神分析工作室里的孩子》等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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