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断亲”与“春节戒断反应”同在，年轻人到底是冷漠还是恋家？
主笔：商昔
编辑：商昔
责编：彭秋红
来源：微信公众号：沈家宏心理（ID：shenjiahongweixin）
01
年轻人，你到底是想逃离还是想回家？
在春节正式开始之前，“断亲青年”的词条曾一度冲上热搜，许多人在词条下表示，过年回家太累了，亲戚太烦人了，“以后逢年过节，都不会串门了”。
有人晒出自己在出租屋一个人过年或者和朋友旅游过年的场景，表示不用面对催婚、被吵闹的孩子吵醒，简直不要太爽。
有人直接说：现在和亲戚们的往来全靠老一辈维系，这要他一去世，到时候就没人拜年了。
人们过年想要选择断亲的理由也很充分：平时根本不联系的亲戚一到过年就对你指点江山，平时上班就很累了，为什么假期还要陪着他们去演戏？比起亲戚，还是和朋友一块来得舒服。
而在春节结束后，“春节戒断反应”同样冲上了热搜。
“姜讲纪录片传奇”写的那段文案，也在每一个思乡视频下面被人传播。
“新年到了我就来，鞭炮响完我就走，好像我才是那年兽。”
“一场用360天的漂泊和打拼，才换来仅有几天的梦境。”
“到底什么样的终点，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
在春节期间，热闹往来，鞭炮烟花声不绝于耳，老人家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
春节后，热闹过得冷清更显得孤独，老人在庭院扫去红色的鞭炮皮子，年轻人在出租屋里独自一个人吃着家里带来的年货。
看着人们对春节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你会不会困惑地想：年轻人到底喜不喜欢团聚、喜不喜欢过年？
为什么长辈拼了命地要孩子学会人情交往，而年轻人却如此抵抗呢？
02
传统人情往来的“水土不服”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熟人社会”可以精准地概括农村社会性质，也能解释为什么老一代人这么重视人情往来。
在社会学中，Durkheim将社会分成两种，一种是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费孝通将前者称为礼俗社会，将后者称为法理社会。
在封闭的乡村礼俗社会，人们生于斯，老于斯，亡于斯。村里的人对彼此知根知底，“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是村里办事常用的规矩，如果你要坐下来商讨、拟合同、盖公章，那反倒显得“见外了”。
这种行事方式正是基于人情往来，我从小看着你长大，你家几口人、住哪、干些什么活计，我都一清二楚，我对你的信任，来自于我熟悉你。
我们去找人做个什么事情时，总需要串门事先和别人打听：这人实诚不？能干事不？你的生计可都得靠别人的评价。
在礼俗社会，人们默认这样一种规矩：我现在帮你，你以后帮我。人情是一种关系资源，按翟学伟（2004）的说法，人情的运作期待不是直接利益最大化，而是互惠的最优化。
过去农村没有高度分化的职业，你想去修房子，专门的施工队总是很有限，每个人总是身兼数职，修东西的不能只会修木头凳子，电视手表洗衣机拖拉机也得会修，可不像今天的城市，修手表要去专卖店，修电脑要去电脑铺子。每个人都得点上那么几个实用的技能，今天我帮你插秧，明天你帮我砌砖。我们并不期待对别人的帮助立刻就能得到回报，而是期望维持着一种“互动”、“互惠”。
这就是为什么越是老一辈越是注重探亲、拜年，因为这是维系人情的必要。七大姑八大姨不仅是血缘符号，更是秋收借牛、春耕换工的“人情资源”。彼时的走亲访友，是嵌入在土地与宗族中的生存策略——多一份人情债，便多一条活路。
那现代社会呢？
城市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法理社会，它的运行逻辑与礼俗社会完全不同。
因为都是陌生人，我们无法获知与我们交往、商讨的对象是否值得信赖，所以我们默契地采用了最能维持彼此利益的方式：契约。
我们吃饭不是喊着隔壁邻居帮我们留口吃的，而是直接外卖平台点单，我们要出趟门，比起麻烦亲友载我们一趟，滴滴出行反而是更没有负担的选择，东西坏了，我们先上附近的平台看看有没有修理师傅，而不是打响家里泛黄的笔记本上留下的某串电话号码。
一切在过去要依靠人情往来的事物，在城市都能被精准化的服务取代。购买服务的金额、违背契约的后果、处理纠纷的机制，不再依靠乡亲们和宗族长的口碑，而是有明确可查的界定机制。
也因为彼此泾渭分明，我们很习惯地不去麻烦别人，城市的人们总是维护好彼此的边界，随意打探他人信息视为不礼貌，但在农村，信息的交换是了解彼此的需要。
回农村的年轻人想着睡到日上三竿自然醒，却被想让他保持早起健康模式的亲戚喊起来，想彼此相安无事，吃完一顿饭，却被问东问西，问薪资问婚姻问小孩，这对习惯了法理社会边界的年轻人来说，是破坏了城市的默认社交礼仪，而沉默、抗拒的年轻人同样会让习惯了礼俗社会的中老年人疑惑。
这就是为什么，习惯城市了的年轻人，很难适应农村人情往来的模式。
在他们看来，这些交往是无用的，是对隐私的侵犯，是集体生活对个体空间的打压，而对乡村中老年人来说，他们不明白年轻人为什么突然执意要违背习俗，把这些必要的交往斥之为“封建糟粕”，还宣称要“断亲”。
事实上，并没有哪种社会一定优于另一种社会之说，有人觉得法理社会人情淡薄，彼此漠不关心，有些人觉得礼俗生活太过喧嚣吵闹，侵犯个人空间。
脱离了农村的年轻人，已经无法从人情往来中获得过往的利益，所以交往就不再有必要。
团圆饭桌上剑拔弩张的氛围，其实就是由对礼俗社会规则深信不疑的老人、在法理社会漂泊后回归礼俗社会的中年人、习惯了法理社会的年轻人组成的。不是亲戚变得烦人了，孩子变熊了，老人变坏了，矛盾的根源，在于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运行逻辑不同，不过是我们在一个地方长久居住，于是习惯了那个地方的运行逻辑罢了。
03
依恋的悖论：我们一边逃离，一边寻找
然而，宣称要“断亲”，要“逃离农村”的年轻人，就不需要人际交往，不需要依恋了吗？
并非如此。
对于居住城市，漂泊在外，习惯了一个人住出租屋的城市青年，或许他们对于关系的渴求反而更深。
对于他们来说，在农村的亲戚，因为时空上的距离、对彼此了解的减少，加之认知水平、熟悉话题的差距，与亲戚们构建关系，成为了一种负担。如果你妈妈在过去，每天早上起来给你煮个粥煎个蛋，那么在你起床唠叨你两句，你也能劝自己“这是妈妈关心我的一种方式”，可是平常几乎不怎么交谈的亲戚带着他们吵吵闹闹的孩子围在你的房间等你起床，就成了一种单纯的冒犯了。
如果这时候强迫他们去进行社交，要他们去忍受亲戚的指指点点，很容易让交谈变成争吵，让人情往来变成当初的人情负债。不但没有维系关系的作用，反而朝着破坏关系的方向发展。
年轻人不是不要家，而是想要一个能避风安全的港湾，但如果家非但不能给他们提供喘息的机会，还带给他们审视和焦虑，那也无怪他们想着逃离。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让节日的关系融洽一些？
其实做到2点就好了。
第一，要放下对彼此的“责任捆绑”。
年轻人在城市本来就需要面对许多挑战，工作上的事务已经足够让人喘不上气，而回到家还要承担各种责任，他们必须被唠叨快点结婚、快点要小孩、快点买房，不然就是不孝顺父母，不承担他们这一代该有的责任。
诸如“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你什么时候考公”，之类的问题，已经让聊天变成了变成孝顺KPI考核。
我想“工作还顺利吗？”“压力大不大？““有什么不开心吗？”这种话题，哪怕不会促进关系，起码不会让关系恶化。
因为前者的询问带有要求的意味，而后者只是单纯对他们生活的好奇。
而长辈们也不意味着天然要承担操办的责任。
一些人，尤其是妇女，她们还要负担家务、年夜饭的制作，清理聚餐后一地狼藉，这些都还是没有回报的工作。
如果发现饭菜不合胃口、房间没有在你回来的时候整理好，我们也得清楚：这并不是父母的义务。
并不是说某个人不能承担家务、劳作，而是操持节日的责任不应该被压在某一个群体身上，年轻人都可以去帮一把手，洗个菜，煮个饭，刷个碗。
第二，确立好边界。
年轻人可以事先和父母商量好“沟通禁区”，明确地告知，我不喜欢谈论婚姻、收入、生育计划等话题，同时给出乐意讨论的话题：你可以问我工作成果，我和朋友的旅游见闻，我和同事相处的情况。
一部分年轻人习惯了独处，可能还需要设立“互不打扰时间”，我们可以试着和父母商量“这个时间我习惯睡到9点，在这之前不要叫我。”“晚上我习惯看一会书，所以这段时间我可以不去走亲戚吗？”
同时，也要记得留出时间陪伴父母，考虑父母还得在礼俗社会生活，所以一定的社交对他们来说是必要的，要是有精力也可以陪他们走走。
维护家庭关系和谐，就和分化一样：在确立边界的同时，保持联结。
我们都需要一点边界，当连接变成了捆绑，我们就想着逃离。我们也需要亲密，如果全是边界，那我们对依恋的渴求就无处安放。
04
写在最后
断亲潮看起来是年轻人变得冷漠的铁证，但实际上，人们对人际和依恋的需求并没有真的减少，年轻人只是在追求适应城市生活的、一种有别于乡村礼俗社会的人际交往，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成了铁石心肠、枉顾传统的恶人。
如果你问年轻人：要是有得选，是可以毫不留恋地割舍离开的家好呢，还是来时温暖但去时惆怅的家好呢？
我想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前者乍一看不会伤害你，是因为他过去已经伤害过了你，而后者尽管离开时会让我们失落，但最起码我们会知道：有一块净土始终为我停留。我们会像第一次上学、第一次离家那样，充满不舍，仍会离开，但始终惦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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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你与父母相处得如何呀？在评论区聊聊吧！
原作者名: 商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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